「淘寶村」的興起與發展，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鄉村地區生產戰略調整與電子商務產業空間聚集的結果。中國鄉村的傳統小農經濟凋敝，作為鄉村地區脫離農業生產後出現的一種以「村」為單位的新經濟型態，「淘寶村」成為了鄉村社會重構的一次機遇。「淘寶村」呈現出鄉村社區新的經濟發展面貌，其中包含了鄉村地區人口、產業結構的改變以及權力關係的重構，並在新的權力格局下產生新的利益分配。
本研究將通過在浙江溫嶺地區橫村淘寶村的田野調查，從產業變遷、人口結構和鄉村權力變化三個面向對鄉村社會加以審視，特別是在新的權力結構下關注淘寶村的發展與限制，探尋背後政府的力量。本研究發現，第一，由於淘寶村中人口構成缺少組織性與親密性，導致社區公共權力的萎縮，地方政府與村莊精英的結盟擴大了權力的不均衡，加大了村莊內利益分配的不平等；第二，政府的權力通過限制空間使用的方式導致淘寶村難以獲得長久發展，並將經濟功能從鄉村剝離，向城市地區轉移；最終，淘寶村項目轉變為城市的土地開發項目，而村莊再次陷入發展的困境。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aobao village" is ascribed to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production strategy and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e-commerce in globalization. As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China's rural areas declining, the new economic form ,"Taobao village", has become an opportunity for social reconstruction, which includes the changes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wer relations, and produce new forms of benefit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fieldwork in the case Hengcun village in Wenling District, Zhejiang Province,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dustry, population and power was scanned,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and restriction under the new power structur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lack of organization and intimacy in the e-commerce person of Taobao village leads to the weakening of public power, whereas the alliance of village elites and local government was widened inequality of distribution. Meanwhile,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aobao village to achieve long-term development by restricting the use of space, splitting and transferring the enterprise of Taobao village from the rural areas to urban areas. In the end, the Taobao Village project was transformed into an urban land development project, and the village once again fell into a development dilemma.

中文文獻
中共溫嶺市委政研室，2019，〈大整治大提升下溫嶺鞋業轉型升級〉。《產經縱橫》17: 56-57。
毛丹、任強，2003，〈中國農村社會分層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3: 90-98。
王海娟，2016，〈論富人治村的“私人治理”性質〉。《地方治理研究》1: 74-80。
王海娟、賀雪峰，2015，〈資源下鄉與分利秩序的形成〉。《學習與探索》2: 56-63。
仝志輝、賀雪峰，2002，〈村莊權力結構的三層分析——兼論選舉後村級權力的合法性〉。《中國社會科學》01: 158-167，208-209。
朱邦耀、宋玉祥、李國柱等，2016，〈C2C電子商務模式下中國「淘寶村」的空間聚集格局與影響因素〉。《經濟地理》4: 92-98。
吳介民，1998，〈中國鄉村快速工業化的制度動力：地方產權體制與非正式私有化〉。《台灣政治學刊》3: 3-63。
吳昕輝、袁振傑、朱竑，2015，〈全球信息網絡與鄉村性的社會文化建構——以廣州里仁洞“淘寶村”為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47(02): 115-123。
李少威，2015，〈義烏“淘寶第一村”調查〉。《南風窗》01。
李祖佩，2012，〈資源消解自治——項目下鄉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邏輯〉。《學習與實踐》11: 82-87。
李祖佩、曹晉，2012，〈論精英俘獲與基層治理——基於我國中部某村的實證考察〉。《探索》5: 178-192。
李憲寶、高強，2013，〈行為邏輯、分化結果與發展前景——對1978年以來我國農戶分化行為的考察〉。《農業經濟問題》2: 56-65。
周大鳴、楊小柳，2004，〈社會轉型與中國鄉村權力結構研究——傳統文化、鄉鎮企業和鄉村政治〉。《思想戰線》30(01): 107-113。
周生春，2018，〈宋代歷史述論〉。《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03: 59-71。
周飛舟，2006，〈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係之影響〉。《社會學研究》3: 1-38。
周飛舟、王紹琛，2015，〈農民上樓與資本下鄉：城鎮化的社會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 66-83＋203。
孟思聰、馬曉冬，2016，〈我國鄉村社會轉型研究評述〉。《地域研究與開發》35(6): 109-114。
金太軍，2002，〈村莊治理中三重權力互動的政治社會學分析〉。《戰略與管理》02：105-114。
門豪，2018，《中國淘寶村的市場發生機制研究 ——以“曹村”為中心》。長春：吉林大學社會學碩士論文。
阿里研究院，2019，《淘寶村十年：數字經濟促進鄉村振興之路》，電子出版物。https://i.aliresearch.com/img/20190830/20190830184640.pdf
柳金財，2011，〈大陸農村階層分化與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村民自治的視角〉。《展望與探索》9(10): 49-71。
郎友興，2016，〈觀念如何形塑製度:對溫嶺民主懇談會演進歷程的一種解釋〉。《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1: 29-39。
徐勇，2013，〈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中國社會科學》8: 102-123。
祝君紅，2017，〈我國淘寶村發展的現狀、成因與趨勢〉。《商業經濟研究》22: 123-124。
祝偉華、盧福營，2006，〈農業型村莊的社會分層及其多維分析——以浙江省嵊州市長樂鎮尤家村為例〉。《廣西社會科學》1: 169-172。
耿曙，2002，〈邁向市場：轉型中的中國地方政企關係〉。頁 391-412，收錄於宋國誠編，《21世紀中國: 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台北：政大國關中心。
袁松，2012，《富人治村——浙中吳鎮的權力實踐》。武漢：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博士論文。
袁松，2017，《發達地區農村的階層分化與權力實踐：一個研究展望》。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3）。
高鳴、蘆千文，2019，〈中國農村集體經濟：70年發展歷程與啟示〉。《中國農村經濟》10: 19-39。
張小勁，2003，〈民主建設發展的重要嘗試：溫嶺"民主懇談會"所引發的思考〉。《浙江社會科學》1: 21-25。
張京祥、姜克芳，2016，〈解析中國當前鄉建熱潮背後的資本邏輯〉。《現代城市研究》10: 2-8。
張英男等，2019，〈電子商務影響下的「淘寶村」鄉村重構多維度分析——以湖北省十堰市鄖西縣下營村為例〉。《地理科學》39(6): 947-956。
張嘉欣、千慶蘭、姜炎峰，2018 ，〈淘寶村的演變歷程與空間優化策略研究——以廣州市里仁洞村為例〉。 《城市規劃》9: 114-121。
梁強等，2016，〈政府支持對包容性創業的影響機制研究——基於揭陽軍埔農村電商創業集群的案例分析〉。《南方經濟》1: 42-56。
許經勇、1999，〈我國農村經濟結構演變與剩余農業勞動力轉移〉，《浙江社會科學》3: 41-45。
陳明，2015，〈家戶主義的行為邏輯及其公共治理——基於皖北陳村農民行為的日常考察〉。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理論博士論文。
陳柏峰，2009，〈土地流轉對農民階層分化的影響——基於湖北省京山縣調研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4: 57-64。
陳柏峰，2016，〈富人治村的類型與機制研究〉。《北京社會科學》09: 4-12。
陳曉文、張欣怡，2018，〈電商特色小鎮的空間佈局與產業發展——以淘寶鎮為例〉。 《中國科技論壇》6: 91-97。
陸學藝、張厚義、張其仔，1992，〈轉型時期農民的階層分化——對大寨、劉莊、華西等13個村莊的實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4: 137-151。
曾億武、郭紅東，2016，〈專業村電商化轉型的增收效應〉。《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 104-113。
曾億武、郭紅東，2016，〈電子商務協會促進淘寶村發展的機理及其運行機制——以廣東省揭陽市軍埔村的實踐為例〉。《中國農村經濟》6: 51-60。
曾億武等，2015，〈淘寶村形成過程研究：以東風村和軍埔村為例〉。《經濟地理》35(12): 90-97。
焦長權、周飛舟，2016，〈"資本下鄉"與村莊的再造〉。《中國社會科學》1: 100-116＋205-206。
程哲等，2016，〈鄉村轉型發展產業驅動機制：以盤錦鄉村旅遊為例〉。《農業現代化研究》37(1): 143-150。
費孝通，2012，《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初版於1947年在《世紀評論》上連載。
賀雪峰，2011，〈富人治村與“雙帶工程”——以浙江F市農村調查為例〉。《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3: 70-77。
賀雪峰，2011，〈論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調查為討論基礎〉。《社會科學研究》2: 111-119。
賀雪峰，2013，《新鄉土中國（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楊華，2011，〈農村土地流轉與社會階層的重構〉。《重慶社會科學》5: 54-60。
溫嶺市地方誌編篆委員會，2018，《溫嶺市志：1988-2007》。北京：中華書局。
董雲生、傅園園，2016，〈合法性悖論：淘寶村民間團體的生存困境〉。《江海學報》4: 100-108。
齊文輝，2001，〈大陸鄉鎮企業的發展歷程〉。《中華技術學院學報》23: 187-208。
劉彥隨，2007，〈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鄉村轉型發展與新農村建設〉。《地理學報》62(6): 563-570。
劉義強、胡軍，2014，〈村戶制傳統及其演化:中國農村治理基礎性制度形式的再發現〉。《學習與探索》1: 53-59。
蔡昉，2006，〈為什麼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經濟前沿》6: 7-9。
鄭新煌、孫久文，2016，〈農村電子商務發展中的集聚效應研究〉。《學習與實踐》6: 28-37。
錢滔，2002，《地方政府、制度變遷與民營經濟發展——比較歷史制度分析的視角》。杭州：浙江大學政治經濟学博士論文。
閻雲翔，2009，《私人生活的變革》。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閻雲翔，2016，〈中國城市青年中的父母干預型離婚與個體化〉。《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1: 143-157。
閻雲翔、楊雯琦，2017，〈社會自我主義:中國式親密關係——中國北方農村的代際親密關係與下行式家庭主義〉。《探索與爭鳴》7: 4-15。
龍花樓、屠爽爽，2018，〈鄉村重構的理論認知〉。《地理科學進展》37(5): 581-590。

西文文獻
Burt, R.S., 1992, Structural Ho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rt, R.S., 2004, “Structural Holes and Good Idea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2): 349– 399.
Li, Anthony H. F., 2017, “E-commerce and Taobao Villages. A Promise for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 China Perspectives, 3:57-62.
Lin Geng, Xie Xiaoru, Lv Zuyi, 2016, “Taobao practices, everyday life and emerging hybrid rur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47(10):514-523.
Looney, Kristen, 2015, “China's Campaign to Build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Village Modernization, Peasant Councils, and the Ganzhou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224: 909-932.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663-81.
Oi, Jean C., 1992, “Fiscal Reform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October):99-126.
Qi, J. ,Zheng, X. , Guo, H. 2019, “The formation of Taobao village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53: 106-127.
Scott, J., 1977,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alder, Andrew G.,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2) :263-301.
Walder, Andrew G., 1996, “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1(4):1060-1073.
Wank, David L., 1995, “Private Busines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n a Chinese City. ”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3:55-71.
Whyte, Martin King, 1996, “ The Chinese Famil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bstacle or Engine?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5(1):1-30.
Woods, M., 2010, “Performing rurality and practising rur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6): 835 - 846.
You, Tianlong, 2020, Digital Developmental Villa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ural E-Commer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rizona, US.

西文中譯文獻
Duara，Prasenjit（杜贊奇），2008，《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Lefebvre, Henri（列斐伏爾），2015，《空間與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mith, Arthur Henderson（明恩溥），2016，《中國的鄉村生活：社會學的研究》。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