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東昇地區林合成為研究對象，藉由民族誌的描寫，呈顯地方社會中關於宗教、社群、派系以及公共議題的互動與互構的過程。由於田野的複雜現象，因而寫作策略上採取單章獨立的形式。各章容有其獨立的問題意識，分別構成筆者以各個不同的側面對於此田野的描寫，可視為獨立，也有其相互關連之處；相互之間構成筆者對於這個田野的整體敘述。
筆者第二章的目的在於描述地方開發的背景，在理論層次則討論「祭祀圈」理論、信仰、人（族）群整合等命題，主張在進行歷史敘述時必須注意開發者與被招募者在文化傳承與利益上的不同。筆者綜合幾位作者的經驗資料以及其他文獻佐證，乃認為，神明信仰有可能是特定歷史時期地方仕紳的政治與商業意圖在文化上的展現，與藉信仰所表徵的「族群友好」，但非族群認同的一致。就大東昇地區的範圍來說，林合成地區處於邊界，受到的是兩大族群勢力在政治上、經濟上整合為先，但文化上的認同（同一）或整合則由於其邊界的特性顯得不明顯。然而由後期的經驗現象顯示，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結構變動時，族群的「自主性」才得以展現出來。筆者將社會結構與制度的安排視為是一種資源與認同的可能性。考察社群的問題在方法論上問題則是必須將這種觀點帶入，社群是否能自主自立，其本身必須是社會制度與文化認同方面交錯的結果，我們無法直接地從某一項推向另一項，或者輕易忽略兩者的交互作用，並在理論上建立二元對立。
第三章的問題意識是「人們如何達成社群的共同感？」。藉由宗教現象的研究，筆者認為常民的歷史敘事架構，以及儀式上的「體驗」是達成社群意識的重要條件，但我們仍須對兩者區別與進行深入的辨析。依循Geertz對於文化與社會系統的區分，前者指個人用來定義世界、表達情感、做出判斷的價值框架；而後者則是指社會互動模式本身，是互動行為的持續形式。兩者之間獨立變化且又彼此依賴。歷史所流傳的敘事架構構成了一系列的對話語境，這是文化的客體化，人們藉由將個體的經驗投契於其中，進行對自我、社群、他人、神明……等關係的同構。文化的客體化並非Durkheim「社會事實」意涵的重述，相反，筆者強調這種客體化必然以一系列人群的自我認同為前提，是「想像的社群」，也就是基於歷史敘述所建構的文化認同，其既在主體內，又在主體外。人們藉由「體驗」或「再體驗」，才得以「繼承」特定的社群感，並且以其為依歸，甚至成為可欲的對象，進而對社會系統維持或進行創建。
第四章轉移到政治，特別針對地方派系理論發問的田野研究。藉由國外的政治學、政治人類學與網絡分析的文獻，筆者釐出了兩種理論典型：「恩從主義」與「名流顯要理論」。本章特別的重點是：地方派系所生成的脈絡到底是什麼？有鑑於本田野在常民描述中「徵收前沒有派系的問題」，這是一個可能的「實驗」。在筆者的認知，Lande的恩從主義理論是國內派系理論重要源頭之一。其缺點為，一個具有自我認知、價值（道德）判斷、行動策略的行動者，往往被理論化成為文化結構的形式，或者成為資源分配的社會結構派生。本章的主要論點是針對「制度」是否是派系生成的主要社會背景而發，如同第二章所彰顯的結論，筆者無法將過度賦予其理論上的地位，制度瑕疵作為社會場景（setting），是行動者據以行動的參考點，而制度瑕疵是否能夠被利用，則必須放置在整個社會場景的歷史階段，以及派系人物對金權的追尋所行的運作才得以解釋。我們無法獨立制度瑕疵作為因果機制的主要因素，而必須辯證地看待。以本田野來說，廟宇的商業潛力被證明或暗示，是廟宇進入可被利用狀態的一個重要背景，而派系進入廟宇後的策略，使得其得以藉由「魔術商品」積累金錢，並藉再次建構派系網絡，將經濟轉化為政治權力。派系與其他行動者遭遇，因而形成不同的對立狀態。此社會場景與其他更廣大的環境的變遷，行動者的互動，進而也微妙地使得社群關係產生變化。筆者藉由Gulliver或Boissevain理論，將文化範疇回歸到具體的動態互動與指認，並將制度作為社會場景的一部分，使得我們必須考察派系與其所鑲嵌之社會間的關係。
第五章討論：對常民而言，地方派系的社會正當性是什麼？又，由於社區營造工作企望將歷史反省、公共議題帶入社區，又為什麼他們遇到實踐的困難？ 田野民族誌的研究提供了我們重新理解一條可能的理解道路，這正是Taylor以人類學意義的「文化」概念理解現代性意涵的重要啟發。筆者重新以文化的角度，由常民公共事務的運作中，釐清所謂常民的「公共」到底為何。筆者試圖將「公共性」視為一個道德的「語言遊戲」——或用另外的角度，以Taylor的術語來說，「社會想像」——其行動與意義，必須在「使用」中被體現。也就是說，什麼是「公共」的，是在具體的事件中，行動者對各種人、事、物的理解、批評，在象徵與利益爭奪中關係中所界定。這個「公共」的邊界，被權力所定義，也規範權力。筆者做了一個粗糙的形式建構，但我暫時不願意再進行細部的理論描寫，而使得它看起來像是個文化結構或機制，經驗上的理由在於：每次新的事物發生，人們必然在回歸到此「社會想像」中，重新其中的人、事、物進行判斷，並且回歸對自我與整個政治與社會環境的理解。就此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其結果被中介的過程。有鑑於社區工作者與常民的矛盾，以及地方頭人對於常民的收攏或者給予道德難題，便同存在此「社會想像」的運用。彰顯的是社區工作者藉由「文人世界的公共領域」所建構的自我、歷史、責任……等另一種「社會想像」的落差，兩者之間，存在著實踐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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