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題在討論「醫者意也」與「即方用藥」兩個醫學傳統間的爭論，以及唐宋時期醫者與士人間的醫病關係如何影響這兩個傳統的形成。唐宋時期由於醫療資源的不均，加上政府主導的醫學文本公開政策，使得士人與知識份子照著醫方書籍「即方用藥」形成根深柢固的習慣。隨著宋代醫者與士人間的交流進一步加深，醫者的自我要求及形象呈現也受到士人深刻的影響，而「即方用藥」這種追求簡易實用的特色也影響了部份南宋醫者對醫學的詮釋，形成了所謂《局方》之學的傳統。元代醫家朱震亨在《局方發揮》中重新強調「醫者意也」的觀念，並藉此反對《局方》之學因「即方用藥」的習慣而拘泥於方書的傳統。事實上「醫者意也」的說法由來已久，漢代時「醫者意也」指的是醫者的判斷力，在唐代時引伸為醫者對患者病況的判斷，爾後在唐宋之際又發展出「臨病變化」的涵義。隨著唐宋之際醫學集團的擴大及複雜化，「醫意」又分支成兩種解釋，一是脫離了文本範疇的「心明意巧」，二是溯源於經典文本的「聖人之意」。一般而言士人比較認同後者，而朱氏所謂的醫意正是指「聖人之意」。換言之，《局方發揮》中「醫者意也」與「即方用藥」的爭論並非經驗與文本之爭，兩者同樣在文本的範疇中，但高下序列卻必須透過與經典之間的關係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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