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罪源自於漢律，即殺死一家之中未犯死罪之三人者，即適用此律。本文以清乾隆年間「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罪為主，從實際案例中觀察清代律、例在實際案例中的運作情形。清代時因為「附例」的方式，使得「不道」既使列入法典後，其概念似乎仍未因「律有專條」而固定下來。「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罪」源自於漢代，隸屬於「不道」罪的範疇，自漢代以來便是相當嚴重的罪，但自唐代以後才正式有了明確的構成原因與處刑。「不道」正式列入法典後，便有統一的量刑標準，其概念也被歷朝代繼承。自唐代至明代，各朝在三人的定義上均有所不同，大抵上呈現一種隨著朝代的更迭，其意義也越趨聚焦。雖然清代法律繼承明代，卻因為附例的方式，增加了許多附加規定。另外清代的條例固然多數是因案而生，且此種情形勢必造成修訂條例前後處罰不一致的情形，然而並非政府本意。雖然不能排除審判者個人意志的因素，但政府的最終目的依然是在追求「情理之平」。雖然清律有「例重於律」的傳統，但從實際案例中觀察「律」與「例」互動的過程，兩者任何一方皆不偏廢。

　　The so-called crime of “slaughtering three or more innocent people in the family that are not condemned to death” originated from Han dynasty and was classified under the category of “Bu dao” (不道) crime. In the Han dynasty, it was already considered a serious crime, but it was not until the Tang dynasty when this crime gained a clear-cut definition. Ever since an extreme death penalty was imposed upon such crime. The practice was carried over throughout the following dynasties, although the definition of the three family members in the household varied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capital offense of “slaughtering three or more innocent people in the family that are not condemned to death” in the Qianlong era of the Qing Dynasty. On a basis of case study, I examine the Qing law,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ü” (律) and “li” (例). Because the Qing legal codes kept adding new cases (“li”), the conception of the “Bu dao” crime was not firmly settled.
　　Although the Qing legal code followed the legacy of the Ming law, the practice of adding new cases “li” lead to an increased number of rules. Moreover, new “li” were compiled as the new cases appeared and it led to differences in the verdict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isions of legal regulations. However, such development was no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it was not possible to eliminate the individual perspective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judgment, the most important aim of the government was to balance the justice of law. Despite the Qing legal tradition put a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li” than the “lü” (例重於律),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lü” and the “li”, I found there was a striking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一、檔案材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內閣大庫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圖書館、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藏，《內閣漢文題本刑科命案類：婚姻姦情專題》[微卷資料]乾隆元年至三十年，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99。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圖書館、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藏，《內閣漢文題本刑科命案類：婚姻姦情專題》[微卷資料]乾隆三十一年至六十年，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99。
《尚書》卷五〈盤庚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漢）班固，《漢書》，臺灣：中華書局，1965。
（漢）司馬遷，《史記》，臺灣：中華書局，1965。
（北齊）魏收撰，《魏書》〈刑罰志七第十六〉，臺北：鼎文書局，1975。
（唐）李延壽傳，《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唐太宗著，《晉書》，臺灣：中華書局，1965。
（唐）張九齡等撰，李林甫等注，《唐六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唐）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
（宋）竇儀等撰，吳翊如點校，《宋刑統》，北京：中華書局，1984
（元）王重亮重編，《唐律釋文》〈十惡艱字〉，收入楊一凡編，《中國律學文獻》第二輯第一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元）徐元瑞，《吏學指南》，臺北：大華印書館，1967。
（明）應櫝撰，《大明律釋義》卷十九，收入楊一凡編，《中國律學文獻》第二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明）王肯堂原釋，（清）顧鼎重編，《王儀部先生箋釋》，收入楊一凡編，《中國律學文獻》第二輯第二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此山貰冶子撰，（元）王重亮重編，《唐律釋文》〈十惡艱字〉《中國律學文獻》第二輯第一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明）應櫝撰，《大明律釋義》卷十九，收入楊一凡編，《中國律學文獻》第二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明）雷夢麟，《讀律瑣言》卷十九〈刑律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易行編，《大清朝五朝會典》〈康熙會典〉卷一百二十，北京：線裝書局，2006。
易行編，《大清朝五朝會典》〈雍正會典〉卷一百七十四，北京：線裝書局，2006。
懷效鋒點校，《大明律》，瀋陽：遼瀋書社，1989。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撰，《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台北：華文，1969。
清高宗奉敕撰，《聖祖仁皇帝實錄》，台北：華文，1969。
《太宗文皇帝實錄》卷三 天聰元年六月，北京：中華書局，1986。
《太祖高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宣宗奉敕撰，《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台北：華文，19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乾隆朝起居注冊》（稿本），傅斯年圖書館藏。
《欽定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書局，1983。
（清）崑岡等修，吳樹梅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台北：文海，1993。
（清）昆崗等修，劉啟瑞等纂，《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台灣：商務印書，1994。
（清）朱軾、常鼐等纂修，《大清律例集解附例》〈刑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清）王明德撰，《讀律佩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清)徐棟，《牧令書輯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職官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沈之奇，《大清律輯注》，北京：北京大學，1993。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10。
（清）吳壇，《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2。
（清）王又槐，《刑錢必覽》卷一，楊一凡等編，《歷代珍稀司法文獻》辦案要略下，第三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2。
（清）王又槐，《辦案要略》〈論命案〉，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線裝書。
（清）祝慶祺撰，《刑案匯覽》卷二十八，《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1997。
（清）薛允升著，黃靜嘉點校，《讀例存疑叢刊》，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出版社，1994。
（清）全士潮等校，《駁案新編》卷十四，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清）姚雨薌撰，胡仰山增輯，《大清律例會通新纂》卷二十五，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
（清）奕劻等編，《欽定大清現行刑律》卷二十三，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0。
田濤、鄭秦點校，《大清律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杜貴墀，《漢律輯證》，《中國律學文獻第四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吳坤修等編撰，《大清律例根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清）文慶等敕撰，《籌辦夷務始末》卷二道光十八年七月己巳條，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
鄭秦、趙雄，《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題本檔案選編》，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9。

二、專書
（日）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新華書店，1991。
（日）井上徹著，錢杭譯，錢聖音校，《中國的宗族與國家禮制：從宗法主義角度所作的分析》，上海：上海書店，2008。
（日）滋賀秀三著，張建國、李力譯，《中國家族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日）滋賀秀三等著，王亞新、梁治平編著，《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日）寺田浩明，〈日本的清代法律制度研究與對「法」的理解〉，《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日）寺田浩明著，王亞新等譯，《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制史論集》〈清代刑事審判中律例作用的再考察－關於實定法的「非規則」型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
王志強，《法律多元視野下的清代國家法》北京：北京大學，2003。
林端，《儒家倫理與法律文化－社會學觀點的考察》，臺北：林端發行，1994。
林端，《韋伯論中國傳統法律－韋伯比較社會學的批判》，臺北：三民書局，2003。
那思陸，《清代中央司法審判制度》，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那思陸，《清代州縣衙門審判制度》，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6。
李淑媛，《爭財競產：唐宋的家產與法律》，臺北：五南書局，2005。
程樹德，《九朝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2。
徐道鄰，《中國法制史論略》，臺北：正中書局，1953。
徐道鄰，《唐律通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8。
桂齊遜，《國法與家禮之間－唐律有關家族倫理的立法規範》，臺北：龍文出版社，2007。
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臺北：東大圖書，2001。
陶希聖，《中國法制之社會史的考察：漢律系統的源流》，臺北：食貨，1979。
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2008。
柳立言主編，《性別、宗教、種族、階級與中國傳統司法》，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
徐忠明，〈依法判決？明清時期刑事訴訟的一個側面〉，《案例、故事與明清時期的司法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黃宗智、尤陳俊主編，《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黃宗智，〈中國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胡宗綺，〈過失殺人：劃分犯罪意圖的譜系〉，黃宗智、尤陳俊主編，《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黃靜嘉、胡學承，〈從黜邪崇正到破除迷信：清末民初「妖術傷、殺人」律例的近代化〉，收入柳立言主編，《性別、宗教、種族、階級與中國傳統司法》，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
黃靜嘉，〈中國傳統法制之儒家化之登場、體系化及途瓊〉，《傳統中國法律的理念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頁214-215。
張國剛編，余新忠著，《中國家庭史－明清時期》，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張晉藩，《清朝法制史》，北京：新華書局，1994。
張晉藩，〈清代私家注律的解析〉，何勤華編，《律學考》，北京：商務印書局，2004。
黃源盛，《中國傳統法制與思想》，臺北：五南，1998。
黃源盛，《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臺北：元照，2009。
黃源盛，《中國法史導論》，臺北：元照出版社，2012。
崔永東，〈「不道」罪考辨〉，楊一凡編《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編》第三卷，兩漢魏
晉南北朝法制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3。
陳惠馨，《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制史的研究方法》，臺北：五南書局，2007。
陳惠馨，《清代法制新探》，台北：五南書局，2012。
閔冬芳，《《大清律輯注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葛建雄主編，郭建著，《五刑六典：刑罰與法制》，長春：長春出版社，2004。
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2。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台北：里仁書局，2013。
瞿同祖，〈中國法律之儒家化〉，收入彭衛、張彤、張金龍主編，《20世紀中華學術經典文庫．歷史學－中國古代史卷（下）》，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賴惠敏，《但問旗民：清代的法律與社會》，臺北：五南書局，2007。
蘇亦工，《明清律典與條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鄭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0。
錢穆，《秦漢史》，臺北：東大書局，1992。
戴炎輝，〈唐律十惡之溯源〉《中國法制史論文集》，台北：中國法制史學會，1981。
懷效鋒，《明清法律初探》，北京：法律，1998。
Jiang, Yonglin.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the Great Ming Code.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三、期刊文章
（日）寺田浩明著，魏敏譯，〈「非規則型法」之概念－以清代中國法為素材〉《法制史研究十二期》，頁86、90-94。
王健文，〈西漢律令與國家正當性－以漢律中的「不道」為中心〉《新史學》3(1992/9)，頁1-35。
李貞德，〈漢初律令中的倫常觀〉，《史原》十四期，臺北：台大歷史所，1985，
頁1-26。
刑義田，〈秦或西漢初和姦案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傳統中國法律的理念與
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頁1010-147。
杜家驥，〈清代檔案刑科題本的史料價值－以「清嘉慶朝刑科題本」所反映的清
代基層社會關係為例〉《覆案的歷史：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上冊》，臺北：中央研
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2013，頁193。
何敏，〈清代注律學特點〉《法學研究》6(1994)：81。
柳立言，〈是否只要「同財共居」便足以構成法律意義上的家庭？回應羅彤華教授的答辯〉《大陸雜誌》2001：2，頁33-35。
代基層社會關係為例〉，《覆案的歷史：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上冊》，臺北：中央
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2013。
陳乃華，〈秦漢「不道」罪考述〉《中國史研究》2(1991)。
黃靜嘉，〈中國傳統法制之儒家化登場、體系化及途窮〉，《傳統中國法律的理念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8，2008，頁161-171。
陳惠馨，〈儒家思想與清朝法制－法制史考察觀點〉，《法制史研究二十三期》，臺北：中國法制史學會，2013，頁148-172。
陳惠馨，〈儒家、法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法制的融合過程〉，《中國法制現代化之回顧與前瞻》，臺北：臺灣大學，1993，頁1-19。
陳惠馨，〈清朝法制史研究的幾點省思－從規範的角度出發〉《法制史研究十七期》，臺北：2010。
陳惠馨，〈清朝法制史研究的幾點省思－從規範的角度出發〉《法制史研究十七期》，2010：17，頁178-215。
梁文生，〈不道罪的特質－法律文化視角下的解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2006：2。
梁文生，〈不道罪源流考〉《河北法學》2010：2，頁51-55。
劉洋，〈漢代不道罪考論〉《安徽教育學院學報》2006：4，頁20-23。
劉錚雲，〈口供中的故事〉《古今論衡》1999：3，頁33-42。
賴惠敏，〈檔案介紹：〈清代內閣題本刑科：婚姻命案類〉〉《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7(臺北：近代史研究所，(1999/8)，頁163-166。
羅彤華，〈「同居」析論－唐代家庭共財性質之探討〉，《大陸雜誌》2000：6，頁246。
羅彤華，〈儒家思想與貞觀之治〉《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
魏道明，〈漢代的不道罪與大逆不道罪〉《青海社會科學》2003：2，頁112-113。
（美）步德茂(Thomas M. Buoye)，’Evenhandeness and Excess:The Diverse Fates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Women in Qing Criminal Justice’《性別、宗教、種族、階級與中國傳統司法》，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頁257-291。

四、碩博士論文：
謝雅琪，〈漢代左道考〉，臺北：國立臺北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13。
閔冬芳，《清代的故意殺人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09。

五、資料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籍全文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漢典：http://www.zdic.net/c/9/9/14898.htm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黃山書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