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透過美和新故鄉樂舞團的個案角度，來描述社群參與和地方主體認同建構的關聯。採用焦點團體法、個別訪談法、及參與觀察的研究方式回溯和觀察進行的樣態，從實際的案例中探索社群參與和地方認同的形塑過程。
台灣社會的變遷以及政府的語言政策使客家族群面臨語言及文化流失的焦慮，在政治、經濟的雙重弱勢下藉由社會運動對外發聲。位於南台灣的六堆客家地區，在共同參與客家社會運動中體悟自我文化的重要，藉由實際行動傳承屬於六堆的文化，美和新故鄉樂舞團為其中之一。美和新故鄉樂舞團透過歌謠、舞蹈與戲劇的表達方式，將六堆地區的歷史、文化及地方特色轉化為象徵符號，並藉由不斷再現的地方象徵符號以形構主體對地方的歸屬，藉此生產及再生產地方認同。然而，從美和新故鄉樂舞團的觀察中發現，社群的凝聚並非是持續穩定的狀態，社群成員之間在地方符號的使用過程中，成員與成員之間會持續進行協商、了解乃至於誤解。透過共同的活動，個體受到社會關係、性別、年齡等多重因素影響對地方認同的定義也會呈現差異。
在面對全球化的浪潮，六堆居民提出以六堆的「地方化」為主軸，藉由象徵符號的徵用形成六堆文化的身份識別，並融合全球各種文化的優點，形成「地方全球化」的六堆主體。因此，全球化所造就的是文化的多樣化面貌，形成全球中有地方，地方中有全球的網絡世界。

Abstract
The research purposes by the ‘Meho-New-Country musical-dancing group’ case are to describe the subjects’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identity composition. In this content,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as investigated by using focus group interviewing, in-depth interviewing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e Hakka population worried about losing their 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under the transition of Taiwan society and the language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Thus, owing to the weakness of politics and economies, they expressed their thoughts by social movement. Therefore, the Hakka people at Liu-dui, located at south of Taiwan, apprehended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culture dur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Hakka-cultural activities. ‘Meho-New-Country musical-dancing group’ is one group of them. ‘Meho-New-Country musical-dancing group’ transformed their history, their culture and their provinciality at Liu-dui district into the symbolic place marks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ongs, dances and dramas. Besides, the phenomenon composed the place attribution to the subjects. However, it could be observed from the ‘Meho-New-Country musical-dancing group’ to know that the community coherence was not a stable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the symbolic place marks among the community people, they would carry on negotiating, understanding and even the misunderstanding. The individuals appeared the different results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 genders, and the ages.
Under this globalization bandwagon, Liu-dui residents were resisted by the claim of localization. It formed an identification of Liu-dui culture in the use of symbolic marks and the glocalization of Liu-dui’s subjects composed of the collective advantages of the culture in the world. Therefore, what the globalization accomplished is the variety of cultures, including the net-global in places and a place in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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