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棒球在台灣的發展，從1996年自美國引進，至今已邁入第十五年的歷史。本文的核心問題是：這十五年來，台灣盲棒社會動員的轉變過程與動員技術為何？本文對於盲棒社會動員的關心，其意義在於將視障球員的轉變放進其所身處的社群關係與價值理念的轉變中理解。而本文賦予「異質技術」與「軌跡」的概念在社會動員中核心的分析位置，具有兩種意義：其一、技術的關係性與異質性，技術連結了多方的異質行動者，作為動員的基礎；其二、技術的動態性，跟隨著技術的萌生與轉化，我們也可以觀察到與之相對應的視障球員與社會動員的萌生與轉化。
然而，在台灣盲棒的脈絡下，異質技術與社會動員如何相互形塑？本文指出，技術在不同場域中與多方異質行動者的互動、協商過程，分別萌生出不同的技術型態，以下分別對四種場域與異質技術做討論。
一、關於「身體技術」，透過物質、空間、社群、情感、儀式與制度實作等六種異質的身體實作的過程，生理身體與周遭情境之間的邊界逐漸模糊化，「非視力」的身體能力與打球技術因而得以萌生。然而在身體實作的過程中，盲棒「運動員」的出現也意味著「競技導向」的技術型態的確立，它也反向定義了何謂「好的」身體與「對的」技術。二、關於「社群技術」，本文以球隊之間關係的轉變劃分了四個階段的社群關係，它們不僅標誌著社群情感與球隊意義的轉變，也反映了「跨國導向」的技術型態的明確化與台面化。三、關於「制度技術」，我們從球隊與社團之間關係的轉變、「回歸主流教育」政策的影響，以及籌組正式盲棒協會的未果，說明「菁英導向」的技術型態的逐漸穩固。四、關於「論述技術」，多方行動者對於「光明論述」、「公益慈善論述」與「國族論述」的轉換，不僅反映了盲棒作為多方利益的交會處，也使「勵志導向」的技術型態不斷被深化，鞏固了特定的論述類型。
最後回到本文對於社會動員轉變軌跡的關心，我們以對於社群關係與價值理念的不同發展想像為依據，區分出「擴展-創新」、「擴展-承襲」、「限縮-創新」、「限縮、承襲」四種盲棒的社會動員的類型，說明競技導向、跨國導向、菁英導向與勵志導向等技術型態雖然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成為發展盲棒的必要或必然基礎，然而，若我們不能突破既有的困境、再次轉化動員的技術型態，既有的技術型態將可能成為社會動員的限制。
本文的主要貢獻有三：其一、在經驗上，本文紀錄了盲棒作為「邊緣」技術與社群的發展過程，並且試圖從歷史經驗指出更多元的對未來發展的想像；其二、在分析上，本文以異質技術與軌跡的概念，不僅指出了技術對於行動者與社會動員的重要意涵，也強調技術萌生、發展與社會動員之間的互動性；其三、本文以技術的異質性與社會動員的多層次性，指出「盲」的多層次性，並反省「明/盲」、「生理/社會」等二分範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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