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不同於過去政策論述或女性主義批判的實踐觀點切入台灣家庭計畫歷史過程，欲探討的焦點為，一群專職工作者以及縝密的工作體系。從家庭計畫的政策沿革來看，兩次政策論述轉化不僅是政治和經濟部門的角力，更反映出當代國家權力結構分散化的運作特徵。家庭計畫研究所和綿密嚴格的工作模式，凸顯出行政官僚體系如何對於市民社會進行有效滲透，而在基礎行政能力的理論觀點之中，這種和社會交融在一起的辯證發展歷程，亦有助於國家權力的集中。另外一個部分，我們藉由深度訪談，讓這一群在既往文獻裡面銷聲匿跡的女性工作者現身，重建實際工作場域，這個嘗試讓我們瞭解「國家節育」的理想如何落實成為「個人節育」的行為。經由研究發現，家庭計畫工作者採取「搏感情」式的工作策略，以從婦幼健康及家庭經濟考量的角度來詮釋一套避孕身體觀，迴避和傳統觀念衝突，卻取得了社區婦女的信任，潛移默化地改變社會生育的觀念以及實際的出生率。在雙方婦女頻繁又生動的互動之中，「我也是為了你好」的說詞漸漸引領婦女思考、實踐新的生育行為，也因為知識賦權，婦女的身體自主權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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