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 |
林千翔 Lin, Chien-Shiang |
---|---|
論文名稱: |
勞動政策與生產體制的制度鑲嵌:浙江省X鎮與P鎮推動「行業工資集體協商」政策的比較 The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of Labor Policy and Production Regime: Comparing Two Town's Promotion of The Sectoral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Zhejiang |
指導教授: | 徐斯儉 |
口試委員: |
黃德北
施世駿 徐斯勤 |
學位類別: |
碩士 Master |
系所名稱: |
人文社會學院 - 社會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ology |
論文出版年: | 2012 |
畢業學年度: | 100 |
語文別: | 中文 |
論文頁數: | 104 |
中文關鍵詞: | 勞動政策 、生產體制 、制度鑲嵌 、行業工資集體協商 、浙江 |
外文關鍵詞: | Labor Policy, Production Regime,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Sectoral Collective Bargaining, Zhejiang |
相關次數: | 點閱:1 下載:0 |
分享至: |
查詢本校圖書館目錄 查詢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勘誤回報 |
改革開放,為目前的中國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在締造引人注目之經濟成績的同時,工人的勞動條件卻日益惡化,勞動爭議事件亦持續的不斷增長。為維持統治的正當性,國家除了近年陸續出臺許多保護工人的政策外,也持續性地透過加強勞動領域的法制化建設,以提高勞資爭議解決制度化的程度、降低各種影響社會穩定的抗爭數量。
然而,由於在政策執行層面,中國大陸始終存在著「中央國家」與「地方國家」的問題,地方政府往往基於各自地方利益而選擇性地執行中央所出臺的政策,致使其政策美意大打折扣、工人權利的保障受限;同時,在發展型地方主義的作用下,地方政府選擇性執行中央政策之誘因則受到更進一步的增強。因此,普遍建立在剝削民工的基礎上之快速發展的沿海地區,除企業壓低工資外,對應具有的勞動保護與社會保險不是沒有提供,便是給予之待遇甚低,而政府對此亦往往持消極、低度監管之態度。其次,由於黨國對於工人橫向連結的恐懼,因此在工會的設置上,刻意忽視「產業工會」,而以依據行政區域劃分的地區性工會為主,同時強調以同級黨委之領導。故即便中央出臺與集體協商相關之法規,依然僅鼓勵企業層次之協商。
但與經驗及理論預期有所相反的是,同樣具有此類傾向的浙江X鎮之羊毛衫行業卻在2003年已建立起近年來中央欲行卻始終難以落實之由勞資政三方共同參與之行業層次的工資集體協商。中央與地方皆為此發起仿效與學習之風。不過,作者透過與異地同業之P鎮的研究比較後,發現該項制度的建立存在著特定的時空與行業條件,同時也可藉此觀察到由產銷模式和商品特質等所構成之生產體制與勞動體制間極為緊密的鑲嵌關係。換言之,若不論行業特殊性而欲廣推之,同時又不允許工人之廣泛性參與,其結果勢必淪為既有印象中僅具一紙空文的行業協議般,既無法解決實際問題,同時又受到相關利益者之責難。
改革開放,為目前的中國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在締造引人注目之經濟成績的同時,工人的勞動條件卻日益惡化,勞動爭議事件亦持續的不斷增長。為維持統治的正當性,國家除了近年陸續出臺許多保護工人的政策外,也持續性地透過加強勞動領域的法制化建設,以提高勞資爭議解決制度化的程度、降低各種影響社會穩定的抗爭數量。
然而,由於在政策執行層面,中國大陸始終存在著「中央國家」與「地方國家」的問題,地方政府往往基於各自地方利益而選擇性地執行中央所出臺的政策,致使其政策美意大打折扣、工人權利的保障受限;同時,在發展型地方主義的作用下,地方政府選擇性執行中央政策之誘因則受到更進一步的增強。因此,普遍建立在剝削民工的基礎上之快速發展的沿海地區,除企業壓低工資外,對應具有的勞動保護與社會保險不是沒有提供,便是給予之待遇甚低,而政府對此亦往往持消極、低度監管之態度。其次,由於黨國對於工人橫向連結的恐懼,因此在工會的設置上,刻意忽視「產業工會」,而以依據行政區域劃分的地區性工會為主,同時強調以同級黨委之領導。故即便中央出臺與集體協商相關之法規,依然僅鼓勵企業層次之協商。
但與經驗及理論預期有所相反的是,同樣具有此類傾向的浙江X鎮之羊毛衫行業卻在2003年已建立起近年來中央欲行卻始終難以落實之由勞資政三方共同參與之行業層次的工資集體協商。中央與地方皆為此發起仿效與學習之風。不過,作者透過與異地同業之P鎮的研究比較後,發現該項制度的建立存在著特定的時空與行業條件,同時也可藉此觀察到由產銷模式和商品特質等所構成之生產體制與勞動體制間極為緊密的鑲嵌關係。換言之,若不論行業特殊性而欲廣推之,同時又不允許工人之廣泛性參與,其結果勢必淪為既有印象中僅具一紙空文的行業協議般,既無法解決實際問題,同時又受到相關利益者之責難。
中華全國總工會,「工會的組織管理體制」。
中國勞動統計年鑑,2004,勞動爭議處理情況,中國勞動統計年鑑,http://www.molss.gov.cn/gb/zwxx/2005-12/02/content_95348.htm。
中共溫嶺市委辦公室,2004,關於開展非工企業行業工資集體協商的實施意見 (溫市委辦[2004]79號)。
中共溫嶺市委辦公室,2005,關於大力推廣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實施意見,(溫市委辦[2005]35號)。
中共溫嶺市委辦公室,2008,關於進一步完善和推進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義見(徵求意見稿),溫市委辦〔2008〕87號。
溫嶺市勞動局,2003年,關於長嶼羊毛衫行業計件工資單價的形成和實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有關作法,2003年12月5日。
濮管委,2004年,中国•濮院毛衫城工业园区2004年工作总结2005年工作思路。
濮管委,2010年,濮院羊毛衫市場發展概述。
桐濮市管委,2006年,濮管委2005年工作總結,桐濮市管委〔2006〕1號。
濮院鎮勞保所,2006年,濮院鎮勞動保障監察中隊2006年度工作總結。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0年,「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2010年9月10日,中央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gov.cn/zwgk/2010-09/10/content_1700095.htm
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2010,「工資可以協商嗎?」,中央電視台。
中國青年雜誌,2005年2月18日,聽6名民工講述他們的2004年。(http://news.sina.com.cn/c/2005-02-18/16395870406.shtml)
新華網,2010年,全總集體合同部部長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答記者問,2010年5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0-05/11/c_1288478.htm
朱聖明(2008)〈浙江溫嶺行業工資集體協商調查〉。《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8年第20卷第6期:82-90。
李光永(2011)〈正式制度、基層政府與體制彈性 —— 溫嶺勞資個案及其啟示〉。《公共管理學報》,2011年第8卷第3期:1-12。
余力(2004)〈浙江溫嶺:勞資雙贏進行時〉。《南方週末》,2004年9月24日。
徐小洪(2005)〈“自然狀態”的工資集體協商 —— 中國南方某鎮羊毛衫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天津市工會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13卷第3期。
陳興蓂(1996)《濮院鎮志》。上海書店出版社。
聞效儀(2011)〈集體談判的內部國家機制:以溫嶺羊毛衫行業工價集體談判為例〉。《社會》,2011年第31卷。
劉靜(2008)〈溫嶺行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一個勞務關系新局面的開創〉。《觀察與思考》,2008年09期。
嚴辰纂(1996)《桐鄉縣誌》。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Zhang, Yunqiu., “From State Corporatism to Social Representation: Local Trade UnIons in the Reform Years," in Timothy Brook and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pp.124-148.
Chirot, Daniel.,“The Corporatist Model and Socialism: Notes On Romania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Society, Vol. 9 No. 2 (March 1980), pp.363 -38l.
Unger, Jonathan and Chan, Anita, 1995,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0(1995), pp.2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