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是研究印尼萬隆地區華語文教育的發展和改革過程。從印尼萬隆地區來觀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方面萬隆地區華文教育發展在1950年代達到高峰，不同派別的華文教育皆有發展，另一方面，1955年在萬隆舉行亞非會議，華人社會因為不同的政治認同而分歧，是十分受到矚目的地方。首先探討荷蘭殖民印尼時期，新式華文教育的改革過程，在印尼新式教育、荷印教育制度與中國教育制度方面比較三者之間的相關性，以及1943年至1945年日侵時期對印尼華文教育的衝擊。再來是1949年國共分裂帶給萬隆華語文教育的影響。印尼荷印時期新式教育雖然比中國晚開始，但是發展得很迅速，給在印尼的華人好的教育機會。新式教育除了教學方法改變外，它的教育理念是生活化的，使學生可以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在生活上。這是印尼華人受到當時的中國和荷印政府教育制度的影響，是印尼華語文教育走向現代化的第一步。1950年代牽扯到印尼華人社群政治觀與華文教育的關係。本研究發現：冷戰時期印尼華文教育的發展，主張印尼華文教育的教育改革轉向本土化，不單是受到1960年代印尼政治局勢壓迫的影響。早在1950年代，華人因為政治立場分歧對華文教育發展的走向產生影響，對大陸和台灣政治認同的差異形成對華文教育理念的不同，因為左右兩派的競爭，發展出本土化的路線。這種情況是當時印尼華文教育發展的主要特色，其影響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This thesis is a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ation processes of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in Bandung, Indonesia. Before entering the theme research, the study first discusses the reformation process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during the Dutch colonization era in Indonesia and compare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onesian modern education, the Dutch–Indonesian educational system, and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from 1943 to 1945 on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in Indonesia. Finally, the influence of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1949 on the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in Bandung is explored.
Although modern education in Indonesia during the Dutch colonization era began later than China, nonetheless, it developed rapidly, providing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at were favorable for Chinese in Indonesia. In addition to the alterations of teaching methods, its educational ideas were close to daily life, allowing students to apply the knowledge that they have learned to their lives. This was 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of China and the Dutch–Indonesian government; it was the first step to modernization of the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in Indonesia for Chinese Indonesians. In the 1950s,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al views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community were closely linked. This gave rise to two different education systems during the later education reformati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Bandung area can be representative, for on the one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in Bandung area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1950s, and each school of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had progress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held in Bandung caused the Chinese society to be divided as a result of different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s, making the Bandung a place that is given much atten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donesian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during the Cold War, which advocated that the educational reformation of the Indonesian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be localized, was not merely a result of influence under the oppressive Indonesia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1960s. As early as in the 1950s, the direction of the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development was affect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positions among the Chinese. The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identities toward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generated different ideas regarding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The localization course emerged as the left and right parties competed against each other. The situation mentioned above was the main developmental feature of the Indonesian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then, and the effects lasted for a lo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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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雁玲，〈峥嶸歲月的留影〉，《萬隆南化學校六十週年紀念刊》(萬隆：南化六十週年編委會，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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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婷訪問，張致平口述，201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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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婷訪問，林聿鐸口述，2013.7.11。
張惠婷訪問，陳國華口述，2012.7.13。
張惠婷訪問，劉金漢口述，2012.7.20。
張惠婷訪問，張忠春口述，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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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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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雯登，《南洋初級小學國語》(第三冊) (台北：正中書局，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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