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為：國家如何透過治理風險實踐保護兒童的道德承諾？在此問題意識下又可以細分為幾個層次探討。首先，在歷史層面，高風險家庭的概念並非一開始就存在於台灣社會，而是在2000年過後才出現於大眾媒體及相關政策，為什麼高風險家庭會在這個時期出現？其次，台灣社會又是如何找到高風險家庭？標準是什麼？最後，在找到高風險家庭之後，國家又是如何透過社會工作治理風險？實作過程中又呈現什麼樣的邏輯？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分為三個部分：深度訪談、次級文獻分析及田野觀察。首先，透過社工員的深度訪談得以理解在高風險家庭工作中，社工員如何透過觀察日常生活細節評估風險，同時藉由七個月的田野觀察，探討高風險家庭社工員的日常工作，以及和個案互動的過程。

本研究的結論分為三部分：首先，在歷史層面，從1980年代末期社福團體開始推動兒保工作，社福團體就有意識地將兒童保護知識從西方（尤其是美國）引進台灣，並且在1990年代藉著推動立法，進一步將兒童保護正當化。此外，立基於這樣的基礎下，隨著社會工作知識典範的轉移，再次將兒童虐待「再問題化」，將治理範圍擴大，同時提出不一樣的論述方式：尋找風險因素，促使2004年高風險家庭的出現。

其次，在發現高風險家庭的工作中，主要透過以「海撈」為原則的通報制度及以「專業」為中心的篩選制度的配合，編織一個綿密的「家庭防護網」，將任何兒童權益的潛在風險一網打盡。然而，在社工員評估風險的過程中，並非「單純」的評估風險，更多時候必須考量到社工員的「勞動狀況」及行政體制下的「規範」，決定個案的開結案。最後，在實作現場中，本研究發現高風險家庭的實作現場是一個「道德化」的助人實作現場，社工員透過指認高風險群體達到培力的目的，然而在這過程中，卻又陷入個體道德化的困境。

Abstract

The problematic of this study is “How the Taiwan government practices the moral commitment to child protection through risk governance regime?” According this main problem, the analysis divided three parts. Historically, the “family at risk ”is not exist in Taiwan society naturally, it was emerged in 2000s. Based on this phenomenon, the first problem is why the concept of “family at risk ” emerged in 2000s. Second, how the government find ‘family at risk’ through the child safeguarding regime. Finally, after finding ‘family at risk’, it discusses the topic how the government protect child through professional, especially social worker, work.

Therefore,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three parts, including textual analysi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ing. There are three results according to this thesis: First, the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started promoting the child protection movement intentionally in 1980s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knowledge of child protection from USA, and legalized the child protection regime in 1990s.

Second, it followed “one child matters” and “professional” principles to find family at risk in daily life. Finally, although the social workers empower family by identify risk factors, the practice of helping work in “family at risk” still reflects a “moralized” pro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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