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DNA科技之精進，DNA證據除了提供犯罪偵查之重要線索，更經常是刑事程序中將被告定罪之關鍵證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及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下稱DNA條例）均有DNA強制採樣之規定，DNA條例並甫於民國101年1月間修正公布，然經重新檢視相關法規範後，發現實有對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造成不當干預之情形，故藉本文提出自己之意見。
DNA強制採樣係檢查身體處分之一種，具有強制處分之性質，且屬於「證據取得」之範疇，與鑑定、勘驗等係「證據調查」之方式有所不同。DNA強制採樣可能侵害之基本權，包括憲法第8條第1項所揭櫫之人身自由權，其次就是身體權，亦即確保身體完整性之權利。再者，因DNA具有高度識別性，且其上載有豐富的遺傳資訊，因此與隱私權之保障也會形成衝突。是以，本文認為對於相關法規範之檢視，自應以嚴格之違憲審查標準為基準。
而刑事訴訟法與DNA條例係兩套不同的強制採樣制度，彼此間應無「特別法與普通法」，或是「新法與舊法」之關係，蓋前者之立法目的乃是個案偵辦中為求調查犯罪情形而對特定人進行強制採樣；後者之立法目的則是為了建立DNA資料庫。而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強制採樣之要件規範不夠明確，發動處分之決定機關未採法官保留原則，亦乏使用完畢後銷毀樣本及紀錄之規定，且是否應輸入DNA資料庫建檔，亦無明文規範，致生爭議。再者，DNA條例所規範應接受強制採樣之範圍，無法與建立DNA資料庫的目的密切結合，而該條例所規範法院或檢察官通知特定人進行DNA採樣之要件，相較於司法警察通知特定人進行採樣之要件卻更為嚴格，實有輕重失衡之嫌。此外，建立DNA資料庫之目的主要是供未來可能開啟之訴訟程序使用，由於不確定性甚高，其要件當然應更加嚴謹才是。從而，本文認為，對人民為DNA強制採樣，不論是依刑事訴訟法或DNA條例，都應改採法官保留原則，且在採樣範圍、程序及採樣後之分析、使用與保存等各方面，都應該有更充足及完善的規範，俾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之旨。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D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NA evidence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important clues to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he more often is the key evidence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the accused convicted. Both there are provisions on DNA compulsory sampling in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nd the DNA Sampling Act , the latter is just amened in January 2012, but relevant norms had caused undue interference with fundamental rights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
DNA compulsory sampling is a kind of bodily investigation,which is a judicial compulsory measure, and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evidence obtaining" ,not " evidence investigating". DNA compulsory sampling may infringe upon the fundamental rights, including the right of personal liberty as enshrined in Article 8 of the Constitution.The second is body right, that is the right of bodily integrity. Furthermore, because DNA is highly recognizable, and on which contain much genetic information,so will thus conflict with the right of privacy. Therefore, the constitutional review should adopt strict standards .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nd the DNA Sampling Act are two different systems of DNA compulsory sampling , with each other should be no relationship of "special law and general law" or " new law and old law."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former is to investigate crimes for specific cases;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latter is to establish the DNA database . The current provisions on DNA compulsory sampling in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re not definite enough, nor adopt the judge retained principle, and also lack the norms about destruction of the samples and records. There are no clear guidelines whether the records should be enter into the DNA database or not.Furthermore,the range of DNA compulsory sampling regulated by the DNA Sampling Act is unable to meet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closely.Since the main purpose of compulsory sampling regulated by the DNA Sampling Act is to prevent possible future crime, due to the uncertainty is very high, more rigorous requirements is necessary. Thus, DNA compulsory sampling ,whether according to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or the DNA Sampling Act , should shift to adopt the judge retained principle, and in all aspects of the sampling range,sampling procedure,samples analysis,records use and preservation,etc.,should have more adequate and complete specifications, to comply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一、中文文獻
（一）專書
1.Howard C.Coleman、Eric D.Swenson（著），何美瑩（譯）（2000）。
《法庭上之DNA》。臺北：商周。
2.王兆鵬（2004）。《美國刑事訴訟法》。臺北：元照。
3.王兆鵬（2007）。《美國刑事訴訟法》，2版。臺北：元照。
4.吳庚（2004）。《憲法之解釋與適用》。臺北：三民。
5.李惠宗（2006）。《憲法要義》。臺北：元照。
6.林山田（2001）。《刑事程序法》。臺北：五南。
7.林鈺雄（2008）。《干預處分與刑事證據》。臺北：元照。
8.林鈺雄（2013）。《刑事訴訟法（上）》，7版。臺北：自刊。
9.林俊益（2006）。《刑事訴訟法概論（上）》。臺北：學林。
10.陳新民（2001）。《中華民國憲法釋論》。臺北：自刊。
11.陳樸生（1998）。《刑事訴訟法實務》。臺北：自刊。
12.陳樸生（1999）。《刑事訴訟法實務》，再訂版。臺北：自刊。
13.黃東熊（1999）。《刑事訴訟法論》。臺北：三民。
14.黃朝義（2009）。《刑事訴訟法》。臺北：新學林。
15.蔡墩銘（1997）。《刑事證據法論》。臺北：五南。
16.蔡墩銘（1999）。《刑事證據法》。臺北：五南。
（二）學位論文
1.王士帆（2004）。《不自證己罪原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臺北。
2.朱富美（2003）。《科學鑑定與刑事偵查-以人身為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臺北。
3.呂文忠（2006）。《DNA證據在刑事案件運用之實證研究》，國立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新竹。
4.林吉鶴（1990）。《指紋證據與指紋權利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
博士論文，臺北。
5.徐政宏（2012）。《刑事程序檢查身體處分之研究-以拒絕自我入罪特權之分
析為重心》，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中。
6.許恒達（2001）。《科學證據的後設反省-以刑事程序上的DNA證據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
7.涂偉俊（2011）。《論刑事程序中DNA之採樣、分析及留存-以歐洲人權法院
判決及德國法為核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
8.陳貞卉（2004）。《論侵入性檢查身體處分》，國立臺北大學法學系碩士論
文，臺北。
9.陳昭筠（2010）。《論刑事訴訟程序中DNA之採樣-以美國法為借鏡》，國立
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
10.陳筱屏（2005）。《對被告侵犯性之身體檢查》，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臺北。
11.黃愛真（2009）。《刑事DNA資料庫之研究-合憲性爭議及刑事政策意義》，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
12.詹文凱（1998）。《隱私權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臺北。
13.戴秉勳（2011）。《DNA鑑定於刑事證據之現代意義》，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臺中。
14.簡旭成（1999）。《體液之證據能力及證明力》，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臺北。
（三）期刊論文
1.王兆鵬（2000）。〈論無預警強制處分權之實質原因〉，氏著，《搜索扣押與
刑事被告的憲法權利》，臺北：自刊，頁1-22。
2.王兆鵬（2001）。〈法官審核搜索票之權責〉，《司法周刊》，第1041期，
頁2。
3.王兆鵬（2007）。〈不自證己罪保護之客體〉，《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95
期，頁67-77。
4.王志堅（1995）。〈遺傳的基本物質DNA〉，《院內感染控制通訊》，第5
期，頁42-44。
5.王勁力（2009）。〈淺論刑事DNA資料庫之擴建與人權保障〉，《月旦法學雜
誌》，第167期，頁65-81。
6.李建良（2003）。〈從正當法律程序觀點透析SARS防疫相關措施〉，《臺灣
本土法學雜誌》，第49期，頁85-98。
7.李建良（2004）。〈論基本權利的位階次序與司法審查標準〉，氏著，《憲法
理論與實踐（三）》，臺北：學林，頁129-191。
8.李俊億（1997）。〈DNA鑑定在法庭科學之應用〉，《政大法學論叢》，第57
期，頁209-223。
9.李震山（2000）。〈從憲法觀點論身體不受傷害權〉，李建良、簡資修
（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二輯）》，臺北：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所，頁497-544。
10.李震山（2004）。〈身體不受傷害權〉，《法學講座》，第25期，頁1-25。
11.林子儀（1997）。〈言論自由的限制與雙軌理論〉，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
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現代國家與憲
法》，臺北：月旦，頁639-708。
12.林鈺雄（2003）。〈鳥瞰2003年1月刑事訴訟之修法〉，《臺灣本土法學雜
誌》，第45期，頁224-246。
13.林鈺雄（2003）。〈從基本權體系論身體檢查處分〉，《臺大法學論叢》，第
33卷第3期，頁149-200。
14.林鈺雄（2004）。〈對被告/犯罪嫌疑人之身體檢查處分〉，《臺灣本土法學
雜誌》，第55期，頁56-78。
15.林鈺雄（2007）。〈不自證己罪原則之射程距離-最高法院相關裁判之回顧與
評釋〉，《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93期，頁221-237。
16.柯耀程（2003）。〈證據取得與調查的思維〉，黃東熊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編
輯委員會（編），《黃東熊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刑事證據法則之新發展》，
臺北：學林，頁105-154。
17.高一書（2000）。〈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之評析〉，《律師雜誌》，第255
期，頁113-133。
18.陳文盛（1985）。〈細胞的頭腦〉，《科學月刊》，第16卷第12期，頁937-
940。
19.陳仲嶙（2009）。〈身體權作為一種憲法權利〉，《法學新論》，第14期，
頁113-131。
20.陳運財（1998）。〈論緘默權之保障〉，氏著，《刑事訴訟與正當之法律程
序》，臺北：元照，頁313-370。
21.陳運財（2003）。〈刑事程序DNA鑑定〉，《成大法學》，第5期，頁85-
120。
22.陳瑞仁（2001）。〈新法下搜索扣押之理論與實務〉，《臺灣本土法學雜
誌》，第26期，頁51-76。
23.唐淑美（2005）。〈刑事DNA資料庫之擴增與隱私權之探討〉，《東海法學研
究》，第23期，頁83-122。
24.唐淑美、李介民（2005）。〈使用刑事DNA資料庫之法律疑義〉，《中央警察
大學警學叢刊》，第36卷第3期，頁281-299。
25.許宗力（1997）。〈憲法與政治〉，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
會（編），《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現代國家與憲法》，臺北：月
旦，頁39-92。
26.張麗卿（2003）。〈鑑定制度之改革〉，《月旦法學雜誌》，第97期，頁
126-140。
27.董明禮（1993）。〈改變人類歷史的十大發展（下）〉，《歷史月刊》，第
71期，頁91-101。
28.楊雲驊（2002）。〈證據禁止使用在個案上的判斷過程-以電話分機聆聽案為
例〉，《東吳法律學報》，第13卷第2期，頁61-102。
29.劉邦繡（2002）。〈偵查中對被告及第三人為侵入性檢查身體之強制處分-刑
事訴訟法第204條與第213條、第215條有關檢查身體為DNA鑑定之問題〉，
《法學叢刊》，第47卷第1期，頁29-39。
30.謝秉錡（2001）。〈論我國身體檢查之缺失〉，《軍法專刊》，第47卷第12
期，頁32-42。
（四）網路資料
1.Juris網站。網址：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stpo/index.html。
2.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網址：
http://n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3.華視新聞網站。網址：
http://news.cts.com.tw/cts/society.html。
（五）其他
1.立法院公報。第86卷第51期。
2.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8期。
3.立法院公報。第97卷第45期。
4.立法院公報。第100卷第88期。
5.法務部93年6月14日法檢字第0960802062號函。
二、英文文獻
（一）Chung-Lin Chen,In Search of a New Approach of
Information Privacy Judicial Review:Interpretation No.
603 of Taiwan's Constitutional Court as a Guide, 20
Indiana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Review 21(2010)
（二）Brinegar v. United States, 338 U.S. 160 (1949)
（三）Camara v. Municipal Court, 387 U.S.523(1967)
（四）Davis v. Mississippi, 394 U.S.721(1969)
（五）Johnson v. United States, 333 U.S. 10(1948)
（六）People v. Wesley, 533 N.Y.S.2d 643, 645(1988)
（七）Schmerber v. California, 384 U.S.757(1966)
（八）State v. Andrews, 533 So.2d 841(1988)
（九）Terry v. Ohio, 392U.S.1(1968)
（十）U.S v. Dionisio, 410 U.S.1(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