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討論由中國傳至日本的曆注，從古代到近代經過不斷的漢和融會，發展出日本獨有曆注體系的過程。對照敦煌文獻可知，傳入日本的曆以唐宋曆為主軸，同時吸收來自《宿曜經》的擇吉方式。起初曆書由陰陽寮推算編纂，然中央逐漸失去編曆能力，曆法上長期使用《宣明曆》未改革，曆注卻出現了簡化與繁化兩種不同走向。
隨著曆的使用群體擴大，使曆書的形式逐漸按照需求分化，除官曆之外，也出現了神社自行推算的地方曆。進入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天文方與朝廷陰陽寮合作改革曆法，也限制官定曆注的種類，畫分地方曆販售範圍，將曆的出版納入管轄。曆注項目固定，簡明的曆注解說書也應運而生。此外，人們也需要更便宜、簡便、易讀、易攜的曆，於是簡化成兩面或一紙的略曆，融入民間信仰的行事日期，至明治時由官方確立了民間可自由印製略曆的規定。
另一方面，百科曆注書日漸豐富。中世結合佛教、宿曜道和民間信仰，發展出曆神的冒險神話與陰陽師至中土習曆傳說，如託名安倍晴明撰述的《三國相傳陰陽簠簋內傳金烏玉兔集》。書中也收錄建築專用的擇日曆注。江戶初期《長曆》則是佛教和兵家曆注的代表。小泉光保注解《簠簋》、《長曆》，參考漢和書籍加以增刪，融會成集大成的《循環曆》。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收錄了明代《三才圖會》和《萬寶全書》的年神、曆占。這些源自漢籍的曆注相關知識，為江戶後期通俗取向的《大雜書》、《三世相》及《重寶記》傳承，加上當時流行的易占、守護神、六曜等說，最後成為每年發行的運勢曆形式。
明治大正間，高島嘉右衛門信奉儒學易理，又是明治開拓的知名人物，在政商界深具影響力。晚年開立私塾，門下弟子以高島氏的名義出版曆書，其他通俗曆書出版商也紛紛跟進。通俗曆書代表人物的選擇，展現了日本曆注舊傳統和新傳統結合的一面。

This study researched the Japanese traditional Almanacs that originated from China. After conglomerated with various cultural exchange over time, the unique Japanese Almanacs system was developed. Compared with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Japanese Almanacs was based on the calendar system of the Tang-Song period of China with additional elements written in Buddhist Astrology Manual (Amoghavajra's Xiuyao jing). At first, calendars and Almanacs were made by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called Onyouryou. But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Japanese central power, Onyouryou could no longer publish calendars on time; therefore, they had been replaced by Senmyo calendar (Xuan ming li) for 823 years. In the meantime, Almanacs were developed under two directions: simplified and complexed.

With the growing of Almanacs users, Almanacs branched into different types to meet various demands. In addition to official Almanac, nongovernmental Almanacs were published by local shrines in several areas. During the Edo period, Tokugawa Bakufu Tenmonkata cooperating with Onyouryou carried out a Calendar Reform. They not only united the various contents of Almanacs, but also regulated the range of Almanac publishers and sellers. Calendar Commentary books were published during this period, and simplified Almanacs integrating with folklore religion elements became more popular. In Meiji period, simplified Almanacs were allowed to be published by private publishers.

On the other hand, complexed Almanacs flourished. During the Middle age, Buddhism combining with Xiuyaodao and folk religions had developed two mythical tales. One was about the adventurous endeavor of the Calendar God; the other described the learning trip of the Japanese yin-yang priests to China to get the know-how. These stories were written in the book entitled Sangokusoden Onmyokankatsu Hokinaiden Kinu-Gyokuto Shu which was believed authored by Abenoseimei. This book also included the Almanacs specifically for architecture. Another version of Almanacs that was popular among Buddhists and warriors was called Choryaku. Astronomist Koizumi Mitsuyasu combined these two aforementioned Almanac books, the legacies left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calendar books, to compose his own commentaries named Junkanreki. Doctor Terajima Ryōan who wrote the Wakan Sansai Zue, enriched this commentary book by adding the Almanacs and fortune-telling contents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Sancai Tuhui and Wanbao quanshu. Therefore; in the late Edo period, the daily encyclopedia-like Almanacs, such as Oozassho, Sansesou, or Chouhouki, inherited knowledge of Almanacs from Ming dynasty of China. These popular books that included the Yi-Jing divination, patron saints, and “Rokuyo”,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daily-life guide book and were published every year.

Finally, during the Meiji and Taisho times, a political influential person, Takashima Kaemon, was famous for his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into Yi-Jing Divination and thus become one of the influential pioneers of Meiji Restoration. Popular publishers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his fame to brand their own annual Almanacs. This trend had shown the conglome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old and modern traditions of Japanese Alman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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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田芳朗，《旧暦読本》，大阪：創元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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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生成一，《近世初期の対外関係》，東京：岩波書店，1934。
岸本美緒，〈序論〉，《アジア史からの問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複合と地域社会》，東京：山川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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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田時昌、麥文彪編，《天と地の科学：東と西の出会い》，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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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友千代治，《江戸時代の図書流通》，京都：思文閣出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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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田國男，《定本柳田國男集》，東京：筑摩書房，1981。
活動野史，《実業家奇聞録》，東京：実業之日本社，1900。
活動野史，《實業家偉人傳》，東京：松崎半造，1900。
香夢楼主人編，《商人立志篇：耐忍偉業》，東京：金桜堂，1888。
宮本常一，《民間曆》，東京：株式會社講談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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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田登，《正月とハレの日の民俗学》，東京：大和書房，1997。
宮田登，《江戸歳時記》，東京：吉川弘文館，1981。
宮田登主編，《七福神信仰事典》（東京：戎光祥出版，1998。
宮田登主編，《日本民俗文化大系第9巻：暦と祭事—日本人の季節感覚》，東京：小学館，1984。
島尾新，《「和漢のさかいをまぎらかす」：茶の湯の理念と日本文化》，京都：淡交社，2013
桃裕行，《桃裕行著作集（八）》，京都：思文閣出版，1990。
海老沢有道，《南蛮学統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58。
翁常鋒，《《推背圖》研究（上）（下）》，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3。
袁樹珊（袁阜），《中國歷代卜人傳》，上海：潤德書局，1948。
高木彬光，《「横浜」をつくった男：易聖・高島嘉右衛門の生涯》，東京：光文社，2009，為1982年《大予言者の祕密》改版。
張培瑜、陳美東、薄樹人、胡鐵珠，《中國古代曆法》，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細井浩志，《日本史を学ぶための〈古代の暦〉入門》，東京：吉川弘文館，2014。
細井浩志，《古代の天文異変と史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
野沢嘉哉，《大成功者出世の緒口》，東京：晟高社，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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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久金、楊怡，《中國古代的天文與曆法》，臺北：商務印書館，1993。
陸思賢、李迪編，《天文考古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奥崎裕司編著，《明清はいかなる時代であるったか――思想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6。
湯浅吉美，《日本暦日便覧（増補版）》，東京：汲古書院，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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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沼賢司，《八幡神とはなにか》，東京：角川學藝，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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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一農，《制天命而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黃一農，《社會天文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黃應貴編，《時間、歷史與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
嵯峨井建，《神仏習合の歴史と儀礼空間》，京都：思文閣出版，2013。
新村出，《新村出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1-1973
楊自平，《世變與學術：明清之際士林《易》學與殿堂《易》學》，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増尾伸一郎，《陰陽道と道教》，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2009。
福原律太郎，《商略奇才高島嘉右衛門》，東京：日進堂，1913。
稲田義行，《現代に息づく陰陽五行（増補改訂版）》，東京：日本実業出版社，2016。
窪德忠，《窪德忠著作集3 新訂庚申信仰研究．年譜編》，東京：第一書房，1996。
窪德忠，《窪德忠著作集6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宗教文化の伝来と受容》，東京：第一書房，1998。
蒲慕州，《歷史與宗教之間》，香港：三聯書店，2016。
劉昭瑞，《考古發現與早期道教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劉道超、周榮益，《神祕的擇吉》，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劉曉峰，《古代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年中行事の受容》，富山：桂書房，2002。
增田涉，《西学東漸と中囯事情：雑書札記》，東京：岩波書店，1979。
魯惟一(Michael Loewe)著，戚軒銘、王珏、陳顥哲譯，《董仲舒：「儒家」遺產與《春秋繁露》》，香港：中華書局，2017。
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
篠田正作，《智慧の庫：児童立志》，大阪：中村方松，1891。
齋藤龍一編，《道教の美術》，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2009。
瀬川光行，《商海英傑伝》，東京：富山房，1893。
藤卷一保，《安倍晴明《簠簋内傳》現代語訳総解説》，東京：戎光祥出版，2017。

三、中日文研究論文（依姓名筆畫排列）
（一）、期刊論文

三浦國雄，〈通書《玉匣記》初探〉，《人文學報》，86（京都：2002），
下村育世，〈杉浦重剛における伝統と近代科學:高島嘉右衛門の易にする理解をめぐって〉,《一橋社會科学》，7（東京：2009），頁157-183。
丸田孝志，〈中華民国期の通書に見る時間と象徴〉，《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15期，2014年3月，頁47-64。
丸田孝志，〈満州国『時憲書』と通書―伝統・民俗・象徴の再編と変容―〉，《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14期，2013年3月，頁1-28。
大谷光男，〈大清乾隆二十七年選日通書（琉球）の暦注(2)資料編清國・朝鮮の暦注と、その比較〉，《東洋研究》143（東京：2002），頁93-130。
大谷光男，〈日本古代の具注暦と大唐陰陽書〉，《二松学舎大学東洋学研究所集刊》，22（東京：1991），頁1-17。
大谷光男，〈貞享暦法の具注暦(陰陽書)について〉，《東洋研究》，155（東京：2005），頁33-97。
小池淳一，〈イチダイ様信仰の生成〉《弘前大学國史研究》，102（弘前：1997），頁64-85。
小池淳一，〈生活知識の近世的一形態：『寛永九年板大雑書』の位置〉，《文経論叢・人文学科篇》，14（東京：1994），頁65-92。
小池淳一，〈近世陰陽道系知識の位相：一枚物大雑書の意義〉，《宗教研究》，81:4（東京：2008），頁1220-1221。
小池淳一，〈書くことと祀ること－沖縄宮古島のソウシ－〉，《民族学研究》，65：4（東京：2001），頁362-375。
小池淳一，〈陰陽道・大雑書・三世相：近世陰陽道書成立の前提〉《宗教研究》，79:4（東京：2006），頁1271-1272。
山下有美，〈正倉院文書の性格とその特質〉，《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192（佐倉：2014），頁65-76。
山口建治，〈鍾馗と牛頭天王―「郷儺」の伝来と日本化―〉，《年報 非文字資料研究》，6（橫濱：2010），頁1-14。
山田雄司，〈弁財天の性格とその変容：宿神の観点から〉《日本史学集録》，17（東京：1994），頁18-26。
川崎理恵，〈大雑書に関する書誌的考察：貞享から宝永期まで〉，《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学編》，6（京都：2007），頁1-28。
川崎理恵，〈大雑書に関する書誌的考察：慶安から元禄前期まで〉，《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学編》，5（京都：2006），頁1-34。
川崎理恵，〈初期大雑書に関する書誌的考察：寛永から慶安4年まで〉《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学編》，4（京都：2005），頁1-32。
川崎理恵，〈近世社会における暦占の実態：広瀬旭荘と古谷道庵を素材に〉，《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学編》，9（京都：2010），頁27-47。
川崎理恵，〈戦国時代の暦占：大雑書研究序説〉，《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学編》，7（京都：2008），頁31-54。
中村璋八，〈陰陽雜書本文とその校訂〉，《駒澤大學外国語部研究紀要》，9（東京：1980），頁1-70。
王勇，〈中國曆數對日本的的影響〉，《文史知識》，1997:12（北京：1997），頁41-49。
王勇，〈唐曆在東亞的傳播〉，《臺大歷史學報》，30（臺北：2002），頁33-51。
古偉瀛，〈談「儒耶交流」的詮釋〉，《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2（臺北：2004），頁289-304.
田久川，〈中國古代天文曆算科學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社會科學輯刊》，1984:01（北京：1984），頁108-117。
伊藤孝行，〈翻刻『万代大雑書古今大成』（一）〉，《名桜大学紀要》，16（名護：2011），頁129-138。
伊藤孝行，〈翻刻『万代大雑書古今大成』（七）〉，《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70（札幌：2017），頁163-175。
伊藤孝行，〈翻刻『万代大雑書古今大成』（九）〉，《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72（札幌：2019），頁1-22。
伊藤孝行，〈翻刻『万代大雑書古今大成』（二）〉，《名桜大学紀要》，17（名護：2012），頁86-102。
伊藤孝行，〈翻刻『万代大雑書古今大成』（八）〉，《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71（札幌：2018），頁1-22。
伊藤孝行，〈翻刻『万代大雑書古今大成』（十）〉，《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73（札幌：2020），頁1-12。
伊藤孝行，〈翻刻『万代大雑書古今大成』（十一）〉，《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73（札幌：2021），頁1-18。
伊藤孝行，〈翻刻『万代大雑書古今大成』（三）〉，《名桜大学紀要》，18（名護：2013），頁191-204；
伊藤孝行，〈翻刻『万代大雑書古今大成』（五）〉，《北海道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18（札幌：2014），頁110-126；
伊藤孝行，〈翻刻『万代大雑書古今大成』（六）〉，《北海道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19（札幌：2015），頁46-74；
伊藤孝行，〈翻刻『万代大雑書古今大成』（四）〉，《名桜大学紀要》，19（名護：2014），頁151-164。
全勇勳，〈朝鮮における時憲暦の受容過程とその思想的背景〉，《東方學報》，84（東京：2009），頁302-281。（該刊兩面出版，頁數倒算）。
圭室文雄，〈檀家制度の成立と展開〉，《明治大学教養論集》，447（東京：2009），頁27-54。
朱麗麗、徐鳳，〈淺談日本中世陰陽道同武家政權的緊密聯繫：以土御門家的興衰為例〉，《牡丹江大學學報》，24:7（牡丹江：2015），頁168-170。
池田理知之、鄭偉，〈中国と日本における時間：異文化を流れる「時差」〉《社会科学研究所モノグラフシリーズ》，10（東京：2006），頁1-109。
西澤宥綜，〈新旧暦日月対照表〉，《歴史読本》，2009年01期，頁212-227。
吳羽，〈唐宋葬事擇吉避忌的若干變化〉，《中國史研究》，2016：2（北京：2016），頁95-110。
吳慧，〈僧一行生平再研究〉，《圓光佛學學報》，14（桃園：2009），頁77-109。
坂出祥伸，〈今でも使われている運勢暦と大雑書のなかの占い －その仕組みを知っていますか－〉《関西大学図書館フォーラム》，9（大阪：2004），頁3-9。
李詠達，〈王充與王符天人關系論之比較：以《論衡．骨相篇》及《潛夫論．相列篇》為考察中心〉《宗教哲學》，74（臺北：2015），頁14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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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小虎，〈明代頒曆儀式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34.4（北京：2015），頁43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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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崎彰，〈ベトナムで使用されていた太陰太陽暦について〉，《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自然科学編》，58（前橋：2010），頁41。
岡崎彰，〈ベトナムで使用されていた太陰太陽暦について〉，《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自然科学編》，卷58，2010，頁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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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泉，〈敦煌寫本〈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曆日〉綜研〉，《成大中文學報》，20（臺南：2008），頁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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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島新一，〈辟邪絵―わが国における受容―〉，《美術研究》，331（東京：1985），頁1-22。
桑原朝子，〈近松門左衛門『大経師昔暦』をめぐって：貞享改暦前後の日本の社会構造(1)〉，《北大法学論集》，64:2（北海道：2013），頁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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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節也，〈和刻漢籍鼇頭本についてーその特質と沿革ー〉，《日本漢文学研究》，3（東京：2008），頁14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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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井浩志，〈陰陽寮の四人の「博士」〉，《歴史読本》，2009:01（東京：2009），頁15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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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辺守邦，〈晴明伝承の展開：「安倍晴明物語」を軸として〉《国語と国文学》，58:11（東京：1981），頁9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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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貞，〈中古曆日社會文化意義探析：以敦煌所出曆日為中心〉，《史林》, 2016（北京：2016），頁6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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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明，〈敦煌道教的世俗化之路：道教向具注曆日的滲透〉，《敦煌學輯刊》，2005：2（蘭州：2005），頁19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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藪內清，〈唐曹士薦の符天暦について〉，《ビブリア（天理図書館報）》，78（天理：1982），頁2-18。
（二）、專書、論文集論文
水口幹記，〈「書籍之路」概念再考：王勇說的批判性繼承〉，收入王勇編，《東亞座標中的書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頁30-41。
吳偉明，〈高島吞象《高島易斷》與明治政治〉，《東亞易學史論：《周易》在日韓越琉的傳播與影響》，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17，頁43-62。
神田泰，〈国立天文台所蔵「長暦」について〉，收入年代學研究會編，《天文・暦・陰陽道》，東京：岩田書院，1995，頁195-210。
神田泰、伊藤節子，〈荘厳寺で発見された仮名暦の調査〉，收入年代学研究会編，《天文・暦・陰陽道》，東京：岩田書院，1995，頁99-174。
陶德民，〈「東亞文化交涉學」的關鍵詞探索——全球化時代文化研究的新視野與新視角〉，發表於2011年3月12日「第二屆東亞交涉學方法論研討會」（未出版論文集），頁121-131。
華瀾(Alain Arrault)撰，李國強譯，〈敦煌曆日探研〉，《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北京：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2005，頁169-253。
黃一農，〈清前期對觜、參兩宿先後次序的爭執──社會天文學史之一個案研究〉，收入楊翠華、黃一農主編，《近代中國科技史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1991，頁71-94。
黃一農，〈嫁娶宜忌：選擇術中的「亥不行嫁」與「陰陽不將」考辨〉，收入劉增貴編，《法制與禮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頁285-308。
黃正建，〈試論唐人的喪葬擇日：以敦煌文書為中心〉，收入劉進寶、高田時雄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241-251。
黃克武，〈欽天監與太醫院：歷代的科學研究機構〉，劉岱主編，《中國文化新論科技篇格物與成器》，臺北：聯經出版，1982，頁285-346。

（三）、碩博士論文
水野杏紀，《「東北鬼門」観の成立と展開に関する研究：中国から日本への伝播を踏まえて》，大阪：大阪府立大学人間科学博士論文，2012。
王強，《出土戰國秦漢選擇數術文獻神煞研究：以日書為中心》，長春：吉林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2018。
李輝，《漢譯佛經中的宿曜術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天文學史博士論文，2011。
周睦凱，《王充的鬼神觀研究》，臺北：政治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4。
范麗娟，《中國傳來的日本年中節慶—以江戶時期五大節慶為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2004。
徐智慧，《陰陽師安倍晴明的實像與虛像－史料與文學的相關性－》，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9。
張淑女，《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選擇術：以「人神」及「妊娠」禁忌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4。
陳炫瑋，《孔家坡日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黃儒宣，《日書圖像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楊康，《《推背圖》考論》，太原：山西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6。
鄭宛鈞，《漢唐醫學之「人神」禁忌研究》，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東亞學系碩士論文，2012。
賴詩茹，《《六壬大全》研究》，臺北：臺北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嚴茹蕙，《唐日令所見節假生活初探》，臺中：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四、西文研究
Maurice Bloch,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 Man, (N.S.) 12(1977): 278–292.
Richard J. Smith, Chinese Almanac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Matthias Hayek, "The Eight Trigrams and their Changes: An Inquiry into Japanese Early Modern Divination,"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38:2 (2011), pp 329-368; Matthias Hayek,“Divinatory Practices and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Redefining Onmyōdō from the Inside,” Cahiers d'Extrême-Asie 21 (2012), pp.25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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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Greenberg, J., Pyszczynski, T. and Solomon, 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 need for self-esteem: A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in Roy F. Baumeister eds., Public Self and Private Self (New York: Springer ,1986), pp. 189-212.

五、報章雜誌
《福建日報》（福州：福建日報社）
《申報》（上海：申報社）
《読売新聞》（東京：讀賣新聞社）
《朝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社）
《每日新聞》（東京：毎日新聞社）

六、網路資源
国会図書館，〈日本の暦〉：http://www.ndl.go.jp/koyomi/rekishi/03_chihou.html
早稲田図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dl.ndl.go.jp/
京都大学貴重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https://rmda.kulib.kyoto-u.ac.jp/
国文学研究資料館：https://www.nijl.ac.jp/
敦煌文獻數字圖書館資料庫
http://dunhuang.hanjilibrary.com/index.aspx
三省堂辭典部落格：笹原宏之，〈漢字の現在：第11回 西向く「士（さむらい）」〉，2008年2月11日發表：
https://dictionary.sanseido-publ.co.jp/column/kanji_genzai011
宇河雅之，〈第22話 暦付きの引札〉，〔日本〕三重県立博物館．紙上博物館：
https://www.bunka.pref.mie.lg.jp/rekishi/kenshi/asp/shijyo/detail.asp?record=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