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論是唐代詩學最重要的成就與標誌，元明以後，「意境」從詩學範疇逐漸滲透到相關的文藝範疇中；近代，更因為西方美學的引入，「意境」說遂演為一個體系複雜的美學範疇。目前，意境理論的相關研究大致集中在意境界說、意境溯源、意境的構成和創造、意境的美學特徵，以及意境本質的探求幾個領域，但基本上都在一條線索上活動，即「在藝術活動中，情景融合、義溢象外和人與自然的審美統一」。
近來研究唐代意境論的主要命題與方向，大致可分兩個路徑：一是依照唐代詩學的發展譜系，考校王昌齡、皎然、司空圖等人的生平、著作、詩論，藉釐清他們理論中的特色，架構唐代意境論的發展與內涵；其次，是將唐代意境論放在整個中國古典美學理論發展的脈絡中，觀察唐代意境論的特色與歷史定位。
在唐代意境論形成的過程中，「意境」概念其實是伴隨詩歌寫作手法的討論一起累積發展，但後人賦予唐代詩學以「意境」的概括評述，多是由唐代幾部重要的詩格作品中，發現唐人對「境」這個觀念的關注而來，因此，大多數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會將重點放在釐清唐代詩論為何會特別強調「境」這個觀念的面向。從美學的角度來說，「境」涉及唐人對審美意象的分析與研究。
探討唐代意境論時，多半是以王昌齡、皎然的論述為基礎架構理論發展的進程，兩人的詩論中對創作理論的抉發自然具有時代意義，尤其是透過詩例的檢擇，具體說明他們對詩歌創作與審美的依準，奠定唐代詩格作品的體勢。但是在王昌齡之前有關唐詩體勢的發展，從皎然到司空圖以詩論詩的意境論出現之間的發展過程，甚至是如何解讀司空圖二十四首一系列表現不同作品意境的作品，單就三人的理論而言，其間仍有些「空白」有待填補。於此，黃景進在《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文末藉舊題白居易《金鍼詩格》中以「意」、「境」分析句法，提出「三境可能是對詩中境句性質的分析、歸納」的說法，試圖印證詩格與唐代意境論的對話關係。而蔡瑜也認為唐代詩人兼具創作主體與批評者的雙重身份，勢將反映創作與理論互涵的發展關係，而唐詩之所以為唐詩，即在於「唐代詩學是在創作與理論的密切對話中逐漸形成」。本文即是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藉由較全面地考察唐五代詩格的內容，透過詩格中句法與體勢的觀念與討論，了解唐人對意境的理解實踐到何種程度，以及意境理論對詩格著作的影響，釐定詩格在唐代意境理論的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角色。
即使王昌齡、皎然等人的詩論被視為唐代意境論發展的重要著作，但過去研究唐代意境論常將兩人以外的詩格作品略過不談。主要是由於唐代詩格作品散佚及偽託狀況嚴重，在無法確定作品真實性的情況下，很難將它放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下討論，久而久之，詩格與意境論的發展自然不容易連結。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一書，以其嚴謹的考證架構，考訂過去被認為偽託的詩格作品可能存在的時間，構築唐代詩學由初唐以致晚唐發展的脈絡及特點，提供本文描繪唐五代詩歌創作理論演進過程的基礎。針對晚唐五代被認為偽託的詩格作品，書中透過與歷代詩話之間的傳抄或引用的關係，扒梳它們在當代可能呈現的面貌，張伯偉認為即使它們無法直接證明為當代詩學產物，但依照它們在北宋流傳的狀況，應該還保留晚唐當代詩歌重要的創作意識。本文即是借助過去這些針對唐代詩格的研究，在確定資料可究的情況下，將這些詩格作品置於唐代詩學歷史發展的脈絡下，試圖勾勒王昌齡、皎然兩人理論出現前後意境理論的前行與後續發展，以了解何以司空圖「思與境偕」的意境論會以詩歌的方式出現，尤其，司空圖理論是針對當代五言詩的寫作而發，因此，詩格作品中對寫作手法於不同歷史階段的討論與寫作重點的因循更迭，應該是解讀司空圖意境論可以切入的角度。
為了解唐代意境論與詩格的互動關係，本文擬從兩個方向切入討論：
第一部份主要是理論的釐清。要掌握唐代詩學的核心，必須掌握王昌齡及皎然詩論中對「境」的闡釋。即使「境」在唐代詩論中有其特殊意涵，但因為「境」牽涉到創作主體對物象的認識與作用，尤其最後必須透過語言的形式表現，因此，本文第一章從「言不盡意」的哲學論題出發，透過追溯「物象」在哲學與文學理論中的面貌，尤其是《周易》「立象盡意」，王弼「得意忘象」，以及劉勰文論中對「意象」的看法，勾勒古典文論中對「語言」、「物象」、「意象」三者的交涉發展，作為唐代意境論發展的前行期，最後，在唐人特別抉發主體積極構築創作歷程與空間的基礎上，融合重意的傳統與對「境」的理解，形成意境論。第二章則是針對王昌齡與皎然詩論中對「境」的闡釋，討論兩人論詩的基本論點與相承關係，特別是兩人詩論中對寫作手法著墨甚多，加上「意」、「境」在晚唐詩論有關句法組織的討論中會不斷出現，因此，分析這些寫作手法除有助檢驗兩人論題的實踐意義，對於釐清晚唐詩學概念，不啻為重要的基礎。
第二個部份是寫作手法的分析。本文第三章主要是依據《全唐五代詩格彙考》一書中出現的詩格作品，分別從調聲、對偶、體勢以及比興四個部份，構築唐代意境論於實踐上的發展過程：初盛唐詩論著重詩歌形式的提示，特別是從上官儀《筆札華梁》與元兢《詩髓腦》兩部詩格可以看出唐詩格律定型的過程。王昌齡《詩格》的論點標誌唐詩發展的轉折，相異於前期著重形式的討論，《詩格》強調詩歌句勢以及構思活動的表現。皎然則以「取境」說進一步發揮王昌齡的論點，強調主體掌握語言與藝術構思的內在關係與審美意趣的重要性，彰顯詩歌透過形式所展現的語言效用，藉為數不少的作品作為歸納詩歌創作與品鑑的依據，其「辨體一十九字」更影響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以詩歌對作品風格進行分類的方式。至於晚唐詩格特別關注詩歌創作中比興風雅的表現，《金針詩格》、《二南密旨》揭舉風雅正變說的新詮釋，詩歌語言轉向充滿象徵的系統，基於唐末特殊的政治氛圍，唐人所謂的「美刺」因為夾纏士人對政治活動的特殊心理，於是更朝向凸顯個人幽微情志的方向發展，就這一點而言，唐人的美刺毋寧是更趨向於個人的。
透過對唐五代詩格中寫作手法的分析，本文試圖描繪唐代意境論的幾個特點：（一）以意為底蘊的創作觀，（二）比興意義的轉折與推衍，（三）強調象下之意與文外之旨的表現，（四）實踐與創作的對話。從歸結詩歌構句、調整聲律的範式，到抉發形式背後的美學意涵，唐代詩學的發展是一個自外而內的演進過程，當我們將王昌齡、皎然、白居易、賈島、司空圖等人放在唐代詩學發展的譜系上，從他們的理論中構築唐代詩學搬演的過程時，這些彼此之間存著相互承襲，而又互有發明的的詩格，清楚地傳遞唐代詩學更細膩的變化過程，而這也是本文希望在既有對唐代意境理論的研究上進一步補充的，並且進一步透過對詩格中寫作手法的歸納與階段發展的特色，說明理解意境論內涵與意義有其具體可行的途徑。

參 考 書 目
說明：本書目以作者姓名為排列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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