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在以出口加工業帶動城鎮化轉型發展的珠三角地區，生產出「城市文化」的混合的媒體景觀：時尚、流行的都市消費文化魅像景觀；低端、廉價、草根的山寨產品；互聯網大眾化的虛擬社交與娛樂生產。在與國家經由政策與宣傳機器主導的「素質」原真性政體合謀過程中，八〇後、九〇後世代青少年群體以「個性」、「時尚」風格為實現自我現代化發展的慾望驅動力，共同命名了一段集體身份記憶歷史：
興起於2005年中國互聯網空間的「非主流」次文化，「個性」是其強勢敘事，「殺馬特」家族乃其內部分支（初建於2006年），初期以誇張、時尚的髮型與QQ空間、家族群建構出群體的文化身份認同。隨著模仿、跟隨者日趨見多，「個性」風格出現異化，群體對此詮釋亦出現眾聲喧嘩的趨勢。後於在2011年至2013年的一場網絡狂歡中，「時尚」話語逐漸被消解，其另類的顛覆者「屌絲」為此累積自身「內涵」的「城市」文化資本，「殺馬特」淪為「腦殘」的失敗者，與大眾對「農民工」群體的刻板印象相重疊。此過程中，「殺馬特」符號意義出現分裂：部分群體仍認同於此「時尚」自我與「殺馬特」家族組織，而受到情感創傷；部分群體轉而加入主流大眾對「殺馬特」符號的戲謔狂歡，以「農村」、「山寨」符號加以拼貼，「殺馬特」風格成為「個性」、「土」之間的中間過渡地帶。在2015年以短視頻傳播媒介，混合的「殺馬特」文化符號與市場資本融合，引發參與者個體間的道德價值焦慮，話語仍在不同群體中持續碰撞、發酵、演變……
我對本研究的定位：發生於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的「殺馬特」符號語義連續體演變現象，其本相是中國社會從「世界工廠」轉型至網絡社會的過程中，同一世代的青少年主體對另類「現代性自我」所展開的意義爭奪與階層流動實踐過程。本文旨在通過話語與語境的分層分析，動態地梳理「殺馬特」話語演變軌跡與群體創作者身份界線的流變過程，而突破將「殺馬特」符號本質化為「農民工」群體文化形象的主流敘事。
首先是由本相造成的表相。在網絡人群的相互聚合、互動、關聯的過程中，「殺馬特」次文化發生著響應的變遷、轉移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主體性建構與被建構的身份話語實踐。因此，「殺馬特」話語演變軌跡揭示出中國互聯網群體主體構建的一條特定的變化路徑，以及中國互聯網身份政治與媒介技術、社會權力關係變遷之間的聯繫：底層行動者的主體慾望、價值、意義世界如何在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機器與城鎮化發展進程中進行自我身份的建構與博弈；社會階序的界線如何在想像維度進行價值的再生產，實踐者如何利用既有的「城—鄉」刻板印象、理想範式創造自身的存在價值；在彼此間對符號意義進行轉譯的過程中，實現權力、資本的流通，群體的聚合與重新聚合。
其次，是由表相造成的本相。「殺馬特」主體的建構過程如何實體性地作用於現實社會空間中，成為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個人與集體共同的身份記憶，並在青春期從鄉到城、從學校到做工情境、從單身到婚戀的過渡儀式中重塑自我意識。
最後，表相與本相持續互構，「殺馬特」符號話語在新的流量經濟時代仍繼續生產個人的身份敘事。

After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here the export processing industry drives urb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 mixed media landscape of urban cultures has been produced: the phantom landscape of fashionable and popular Urban consumer culture, the low-end, cheap, and grassroots cottage product, and Internet popularization of virtual social and entertainment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lluding with the "suzhi"(素質) authentic regime dominated by the state through policy and propaganda apparatus, the Generation 80s and 90s use “Individuality” and “Fashion” style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self-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Named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memory:
The “Feizhuliu”(非主流) subculture emerged in China's Internet space in 2005. “Modern Individuality” is its authentic narration. “Shamate”(殺馬特) family groups are part of it.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imitators and followers, the fashionable style of individuality has become alienated, each individual desire for the authentic “Self”. It then develop into an internet carnival since 2008 to 2013, the discourse of Fashion was gradually deconstructed, and its subversive “Diaosi”(屌絲) identity turn into a kind of alternative “Self” production and became popular among the youth groups. While “Shamate” became the symbol for the losers and overlapped with the public's stereotyp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Shamate” split: some groups still identified with the “fashionable” self and the its family community, they were emotionally traumatized; the others joined the carnival of the symbolic “peasant” and “tu”(土). Since 2015, short videos and live broadcast economy has been penetrated into people’s daily lives, some youth anchor has been trying to get famous by playing the mixed symbol “Shamate”, the competition of authenticity “Self” has started again...
The semantic trajectory of “Shamate” which occurred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1st century, reflects out how does the reality of society being transformed, from the World Factory to the Network Society - how does the youth generation struggle for meaning reshape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 society during such process - the alternative “Modern selves”. This article aims to dynamically sort 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discourse evolution of “Shamate” an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identity boundary of group creators through the hierarch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and context, and break through the essentialization of the symbol of “Shamate” into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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