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論文主要在釐清台灣白話漢文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過往研究針對台灣白話文發展時多追溯自五四時期中國白話文之影響，此乃過度跳躍式的外部性解釋；從史料證據來看，「台灣白話文」的書寫形式難以「中國白話文」簡單概括，此形成之過程更有著本土語文環境和總督府統治政策的重要脈絡。因此，本文重新耙梳自日治以降殖民地台灣「漢文」的發展過程，觀察殖民地漢文如何被官方透過教育體制內漢文科政策的推行逐漸被滲透與改造。本文指出「漢文」儘管被統治者加以溫存，然其文化意義與書寫形式已逐漸變化，如：日式漢字的增加、現代性漢文的出現、道德教育模範的轉移等；本文認為教育體制內的漢文改造，成為形塑台灣白話漢文書寫形式的脈流之一。再者，因總督府統治初期的「舊慣溫存」政策，使得台灣社會的語言環境得以保持原本的「土語」流通狀態。總督府為使地方基層行政人員能有效推行政令，不僅在官僚資格任用上加考土語，同時也獎勵土語學習、編纂土語學習書籍；如此「土語溫存」的政策下，從而開啟了「土語文字化」的發展過程。在「土語文字化」過程中，大量的土語學習雜誌、工具書開始被創作，各種文體書寫也實驗性地被嘗試實踐；觀其書寫形式實乃根植於「土語社會」的深厚土壤，出現了將漢字作為表音系統的「台灣話文」。也就是說，「台灣話文」的發展脈絡不只是三０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戰時方才出現，而早在統治初期即已誕生；它不僅不具有台灣民族意識形成之象徵意義，更為統治者用以輔助國語學習或是有效統治的政策性工具。最後，除了體制內的漢文改造和基層行政人員的土語學習之外，本文進一步分析更具社會性的「台灣話文」脈絡—歌仔冊。歌仔冊自清末以降，從中國傳入台灣從而歷經了「本土語音化、長篇化、口語化」的形式變化；在內容上也跳脫中國歌仔冊的複製品，而雜揉了具有本土風俗民情和現代性的各種社會性材料。以上，台灣歌仔冊在形式和內容上的多元形式變化，使之成為觀察台灣白話文發展之重要脈流。本文認為，對於「台灣白話文」的歷史認識必須回到本土社會加以耙梳與回溯方能脈絡性地勾勒出其發展過程，本文指出總督府語文政策與本土語文環境為形成台灣白話漢文發展的重要條件；而台灣白話文也不只為中國白話文之複製品，其發展乃更具多線性和殖民地特有的複雜文化意義，需要更為細緻地加以分析與釐清。

參考書目

一、檔案、報紙雜誌、教科書。
官方檔案、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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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勢調查結果表：全島編（昭和五年）》，（台北，台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4）。
《台灣教育沿革誌》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五）》

報紙雜誌
《台灣詩薈》
《台南新報》
《台灣民報》
《台灣時報》
《台灣協會會報》
《台灣慣習記事》
《台灣日日新報》
《台灣教育會雜誌》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國語研究會會報第壹號》（台北，台灣日日新報，1900.5.27），
《台灣語學雜誌》，（台灣語學同志會編，台灣日日新報社出版，1902.4~1908.8）。
《語友》，（台北台語會發行，1904.12~1906.6）。
《語苑》，（台北地方法院內之台灣語通信研究會發行，1908~1941.10），後改名為《警察語學講習資料》。
《台灣土語叢誌》，（台北，台灣語同志會，1899.12.18~1900.11）。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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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澤平七等人，《台灣俚諺集覽》，（台北，台灣總督府學務部，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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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出版品、時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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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章機、田部七郎，《台灣土語全書》（台北，小泉力松，1906）。
劉克明，《國語對譯台語大成》（台北，新高堂書店，1916）。
陳輝龍，《台灣語法》（台北，台灣語學社，1934）。

三、近人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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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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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注，《新編相箭歌》，（台南，博文堂）。
作者未注，《最新生相•火車歌》（廈門會文堂，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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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注，《繡像仿宋本梁祝姻緣：梁山伯祝英台全傳》，（上海，尚古山房，年份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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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和，《現代文明維新世界歌》，（嘉義，捷發漢書部，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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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和，《三伯出山糊靈厝》，（嘉義，捷發，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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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達標，《中部大震災新歌》，（台中，瑞成）。
林達標，《婚姻制度改良歌》，（嘉義，玉珍漢書部，1937）。
林達標，《最新花柳病新歌》，（台中，瑞成書局，1933）。
南安江湖客西庭禾火先編，《最新梁山伯祝英台新歌全集》，（廈門，會文堂，年代未注)。
張春音譯，《日台千金譜》，（台中，寶文堂書店， 1942年）。